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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毕加索
我坐在牙医座椅上等候，无聊地盯着牆上的一幅画。
绝大部份医生诊所都挂着流行印刷品。有次在一个眼科诊所内居然看到加拿大名家夏波特（Jack Shadbolt）和史密斯（Gordon Smith）的真迹，使我大出意外。这幅画也不寻常，精緻的画框中是一个浓妆豔抹的东方女子，她的脸庞却是蓝绿色的。
我的波兰裔牙医师玛希娜好奇地问我：“你也知道这位画家吗？这不是原作。”
我知道这当然不是原作。这幅1950年的油画《中国女孩》的复制品在上世纪极为畅销，据说发行量超过《莫娜丽莎》。可能只有大陆文革中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印数在它之上。画家叫弗拉基米尔 • 特列契可夫（Vladimir Tretchikoff），如今怕没有几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特列契可夫1913年出生于现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彼得罗巴富尔，幼年在中国哈尔滨的白俄社区长大。他靠自学为剧团画佈景，给中东铁路局画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赚了点钱就南下到上海跑码头，曾给早年的《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画过插图。后来他画的许多题材都与中国有关，无疑是来自对年青时代这段经历的怀旧。
特列契可夫结婚后搬到新加坡。二战中他在东南亚颠簸流离，又是沉船，又是被俘，吃尽了苦头。但在战乱中这位风流倜傥的俄国佬却遇到一位欧亚混血美人兰卡(Leonora Moltema)，成为他的终身情人和模特儿。特列契科夫的坎坷和豔遇足够拍一本赚人眼泪的电影。战争结束后他才在南非定居下来，并和家人团聚。
大难不死的特列契科夫苦尽甘来。他的带有异国情调细腻逼真的油画渐渐获得市场青睐。从南非被介绍到美国和加拿大，又迅速风行到欧洲。不仅收藏者趋之若鹜，印刷品销售也动辄以万计，使得昔日的穷画家财源滚滚。1962年伦敦哈罗德画廊（Harrods）为他开个展时，十几天中竟然有20多万人拥去参观。在很多流行的戏剧、电视演出中他的画作也都会出现。有歌星还专门模彷他画中人物化妆演出。这位画家火箭式的成功绝不下于当今的艺术明星大腕。
他最着名的作品就是这幅似乎没有画完的中国女子的怪异肖像。最初的模特儿是开普敦一家华人洗衣店主的侄女莫妮卡（Monika Sing-Lee Pon）。特列契科夫雇了这位不到20岁的女孩到他画室给学生做模特儿，一个星期给的工钱只有约一英镑。莫妮卡后来回忆画家把肖像拿给她看时的感受：“我看到这幅画时大吃一惊。我觉得自己像是恐怖电影中的妖魔。我做了个怪脸，对他说：哼！绿色的面孔！”实际上这幅画更为人知的名字也就叫《绿脸女子》（Green Lady）。只是画家从未解释过为何他把年青女孩的脸涂成蓝绿色，犹如藏传佛寺中的绿度母；又为何只画了一半大襟的绣花上衣，留下亚麻布底子的颜色。
喜欢特列契科夫的人对他讚不绝口。而大部份批评家却对他嗤之以鼻。他的风格应归为豔俗（kitsch）一类，甚至有人称他为“艳俗王”。英国《每日电讯报》不久前有篇文章说艳俗之所以让有些人着迷，是因为它们“如此糟糕，反而成了好东西”。但是特列契科夫对此从来就不认同。有本书谈艳俗艺术想用他的作品做封面，被他一口拒绝。他把自己与梵谷相比，说两人唯一差别是后者生前挨饿，而他却富甲天下。据说特列契科夫是当年世界上仅次于毕加索的最有钱的艺术家。不知这纯粹出于自我吹嘘，或是有任何统计学的依据。
特列契科夫光环的消失几乎和他的上升一样快。1970年代中期，艺坛上已经不太再见到他的名字。他的複製品在万千人家的牆壁上渐渐褪去颜色，也就从此消失。特列契科夫的故事告诉我们，艺坛的成功者未必一定要有天才或绝技。烂画被捧为佳作在中外历史上都不罕见。这里有运气、机缘、炒作、跟风…… 等等外在的因素在发酵。市场的游戏和艺术本身的价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繫。
今年春天我曾应邀参加纽约一个艺术市场的研讨会。一位专家说：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的真假好坏都不重要。第一位的考量是“对不对”。所谓“对”就是要在市场上有最大增值的可能。他的发言使我茅塞顿开。艺术批评家对市场起伏不必过于较真，因为这实在和他从事的领域不太相干。
特列契科夫的晚年仍在开普敦渡过。2005年底我曾应友人罗娅之邀去那里度假，这个港口城市绚丽的色彩和交织的韵律让人流连忘返。次年93岁高龄的特列契科夫在当地静静地去世。
近年西方复古怀旧的装饰风又起，也带来某些上世纪艺术家的迴光返照。去年三月《中国女孩》原作在伦敦邦瀚斯（Bonhams）拍卖中出现，以一百万英镑的高价被英国排名第八的钜富、珠宝商格拉夫（Laurence Graff）买走。看来还不能说特列契科夫完全被人遗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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