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丁先生2002年在法国巴黎参观美术馆时的留影。
丁天缺
丁天缺，画家、诗人，翻译家。191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今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7岁。丁先生1935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承著名油画家吴大羽先生，与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同学，和蔡元培家族以及诸多民国名人均有交往。1949年以后，坎坷蹭蹬，前后蒙冤近三十年。
本文摘登丁先生生前写就的自传《顾镜遗梦》部分章节，从一个侧面反映烽火年代的艺校生活。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风眠半夜出走
1938年初，接到教育部命令，国立杭州艺专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专，正式迁校湖南湘西之沅陵，校址在沅江北岸的老鸦溪，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制，以林风眠为主任委员，北平艺专的校长赵太侔及其西画系主任常书鸿为副委员。不日即由水路进发，穿过洞庭湖，先到常德，在常德逗留了十多天，取齐了换乘汽车，直达沅陵。
当我们到沅陵时，北平艺专的师生已先到了，他们真可怜得要命，全校只有十多名教职员工，学生还不到三十名，校产几乎等于零。跟杭州艺专来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那时候，抗日的烽火正愈烧愈旺，全校师生都热情地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当我到达沅陵的时候，先遣人员早就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合力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没几天，就拉开了宣传画展，展品中最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子云先生创作的雕塑群像，他扎了两个稻草人，装上两个泥塑头像，穿上黄色的军装，一个四脚朝天地仰卧在地上，代表日本皇军，另一个穿上国军的军装，一脚踏上倒地的日本鬼子，举起一枝木制步枪，刺向日军的胸膛。从意义上讲，确实具有抗日的宣传作用，但从艺术上讲，还远不如做荞麦糖人的艺术修养。回想到他在法国留学时，登在法国出版的《艺术家大辞典》上那幅《杭州雨景》来，真叫人啼笑皆非。其次是常书鸿先生画的那幅林森像（油画），他把林主席飘逸的胡子，画成一根根蜷曲的白萝卜须。仅此一点，就叫人要作三日呕，但回想起他在第二次全国美展上展出的那幅众口交赞、在法国留学时画的《蛋》来，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吴大羽先生在美展上看到这幅《蛋》后，曾对同学们说过：“这幅画，画得不错。”还准备请他来校上课呢！
但不到两星期，学校便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主任委员林风眠半夜出走了，留下一纸便条，已逃往桃源避难去了。第二天一早，这意外的消息便传遍全校，邱玺带头号召好多同学，了解个中原因，商讨应付对策。
林先生为啥出走呢？主要是北平艺专的部分主要老师常书鸿、李有行、王临乙、庞熏琹等人，伙同杭州艺专的部分主要老师刘开渠、雷圭元、王子云、李朴园等，联名要求风眠先生辞职离校而引起的。但李有行、王临乙、刘开渠、雷圭元、王子云、李朴园等人，都是林风眠创办杭州国立艺术院时，从北平带来杭州的干将，在杭州又力图加以培养的亲信。缘此，同学们格外感到义愤填膺，将这八位逼迫林先生离校的人，斥之为“八凶”。
杭州艺专原教务长林文铮先生，那时和黄纪兴先生同住在对江的民居里，大家认为面对这一严重的问题，有必要请他咨商才行。由于我每天去黄先生家学法文，要我把这一消息传递过去。铮师闻讯之下，顿时义愤难扼，主张首先派代表去桃源将风眠先生请回主持校务，同时请“八凶”讲清道理。
第二天一早，就在校门前的院子里摆下讲理的阵容，同学们在院子里围成一圈，正中靠墙摆上了一张课桌，两条长板凳，然后分批去请所谓“八凶”到场，谁知道这消息竟泄露了，除李朴园一人抓到外，其余的人都已逃出了家门。
李朴园先生被几个同学推拉着登场了，同学们齐声高喝：“打倒忘恩负义的李朴园！”李朴园是个聪明人，看这形势怕会吃眼前亏，于是老实地走到那张课桌前，站住，举起双手，并大声说：“同学们，请息怒，一切罪过我都承认。要说要骂都接受，要我跪下也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别打！”
“跪下！”同学们齐声吆喝着。
李先生双膝应声落地，低下头，一声不哼。
“他既认错了，放他回去吧！”同学中有人喊着。
“回去吧，回去后可别再搞鬼，免得吃苦头！”李先生如获大赦，抱头鼠窜跑回家了。于是同学们推举了四位同学去桃源迎接风眠先生，一面过江去质询副校务主任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
赵太侔住在对江市里的一栋可说是豪华的小洋房里，据说他是当时全国有名的戏剧家。
我们虽然到沅陵已有两个来星期，但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好像是局外人一样，一问三不知，把所有的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求同学平静下来，维持学校的现状，有问题，以后好慢慢讲，并答应立刻向教育部请示……
两天后，二位同学从桃源回来，讲述了请林先生回校的过程。说林先生最初不愿回校，经再三恳谈，最后才同意了，定于两天后由另二位同学伴随回到沅陵。
同学们听到风眠先生回校的消息，一时都高兴得发了疯似的，筹划用二丈多长的白竹布写成欢迎的横幅，由吴藏石、洪应镳二人扛着，他俩还特地在服装店里赶制了一套白底蓝条的西裤，显得格外耀眼。那天下午二时左右，就集队来到车站前的停车广场，文铮先生也亲自参加，由老大哥邱玺主持，敲锣打鼓地举行了欢迎仪式。
风眠先生回校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也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从沅陵到贵阳
学校开始上课了，独不见吴大羽先生。听说吴先生已先去昆明了，他隐居在昆明小东门城下22号。据说风眠先生以大羽师擅自离校，先去昆明，为了严肃校纪，予以解聘。一时间同学们都感到惊奇，议论纷纷，认为风眠先生和羽师在法留学时便是好朋友，国立艺术院创办之始，羽师和文铮先生两人曾携手相助，协力创建这全国第一所高级艺术学府。尤其当学校偶因资金不足，周转不灵，教职员工资发不出时，都曾向吴师母家借贷周转，共渡难关。可为什么正当这兵荒马乱之际，竟因此小事而首开杀戒呢？一般认为羽师在校时威信特高，风眠先生自惭形秽，遂借此藉口拔去眼中钉而已。
可是曾几何时，教育部突然于6月下达命令，废校务委员制，恢复校长制，委派滕固先生为校长，来沅陵莅新。这位滕校长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宝山县人，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国立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著有美术史论，在抗日前颇具名声呢。
滕校长为人正直朴质，热心于艺术教育工作，为人处世，宽宏大度，颇有学者之风，只是他的莅校，是受制国民党CC派大头目陈立夫和张道藩的控制，必须将蔡元培先生体系的教职员予以全面清洗为前提。这样，原杭州艺专的教授林文铮、蔡威廉、黄纪兴、李树化、张光等人就理所当然地革职离校，为了平衡两校师生对峙的气氛，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教务主任李有行也同时免职，以示公正。而学校在相对的政治压力下，一时安然平静，开始上课。
至于我，本着勤学苦练的意识，投身于大艺术家的酣梦，课余时便背着画箱，伴着阿唐去后山画风景，或者在教室里帮助她画自画像。不过阿唐在当时的女生中，已显得活跃起来，成为“四大金刚”之一。尤其使我格格不入的是有一伙人整天说着一种令人不解的语言，他们用两个音拼成一个字的语言来说话，说得叽叽喳喳，弄得听的人如入异国蛮荒之境，以此逗人玩乐，他们也曾教我学，但我这村小子实在太笨，学不来，反而觉得这种玩意儿太无聊，太没价值，远不如学好一国外语来得既容易而有意义，于是我和阿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在沅陵这段日子里，还有几桩小事使我终身难忘：
一、当我初到沅陵时，已身无分文。对江县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是我父亲一手培养的农村子弟，缘此，生活上得到了很多支持，而真正有意思的是那位房东大财主。他非常看重我，乐意借我一具50CM2的大镜子。这对我来说确实非常重要。从此，一连几个钟头，每天晚上坐在床头，用钢笔点画一幅30CM的自画像。有的皱眉头，有的挤眼睛，有的披下长发模拟耶稣的形象，希望自己成为伦勃朗第二。
二、曾和文铮师一家偕同纪兴师一家远游酉江险滩。那天还有阿唐和老牛（刘鸿逵），老牛是纪兴师称作三剑客之一的达尔大尼央，我们坐小船在激流湍滩中畅游，惊险和欢乐地玩了一整天，可说是我一生中难得放松的假日。
三、我每天将天亮时，便到江边去读书，然后回到厨房用早餐，而厨房里的一位老师傅待我特好，他总特地为我留一份早餐。有一次当我走进厨房时，他一手一盏碗，迎面交给我，可我意识上老认为碗底里留有洗碗的水渍，接过碗就顺势一撒，没想到这位好心的师傅，却给我特意留下一小撮榨菜，竟糊里糊涂把它撒了一地，真弄得万分尴尬，至今犹忐忑在心。
四、有一天清晨，我夹着一本法文的希腊神话，扑在江边一块大石上研读。也许由于我长期每天只睡三小时而过度疲劳，也许由于江边的寒风一时挡不了，竟晕厥了过去。幸亏音乐系的一位女同学郭佩芳来江边洗脸时发觉了，把我抢救了过来（因为音乐系同学都想起早抢在非练琴时间占用钢琴）。我从此活到今天，非常感激她的救命之恩，只要我到北京，一定得去看望她一次，以示感恩之情。
五、有一天晚上，刮起了大风，八点左右，对江的天主堂突然发生了火灾，把整个沅江和夜空照得通红，同学们群集在校门口观望。我一时觉得机会难得，立刻背出画箱，画了一幅一尺见方的小油画，后来黄纪兴先生认为很有纪念意义，把它送给了天主堂的嬷嬷。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目前。
六、在这时期，我有幸结识了庞熏琹教授。庞先生的夫人丘堤先生也同样热情好客，每当我走进他家的时候，丘堤先生总在厨下做起非常可口的江南点心，在此抗日烽火逃难的日子里，真是难能可贵。当时我把我的作业请庞先生指导，他认为我的铅笔单线速写有极高成就，并为我挑选了二十四张，计划为我联系出版。可惜国难流亡之中，未得如愿。而这几幅速写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美展中，得到了好评。后来在昆明时他并为我介绍向闻家驷教授学习法文，我对此知音之谊，没齿不忘。
11月，长沙在日军未到前，先来一个焦土政策，一夜之间把长沙烧个精光。于是学校忽匆匆从沅陵搬到贵阳。当时学校包租了十多辆卡车，分批撤走，除了先遣队在贵阳安排天主堂和育婴堂为临时校舍外，其余则女生先行。我因方干民先生在贵阳接洽了一巨幅宣传画的工作，滕校长特许我和闵希文乘第一批女生车辆先行，在贵阳为省党部大礼堂画了一幅高丈二的大幅油画。
这幅画主题是指定的，要画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英雄形象。于是我把达维画的拿破仑立马远征图反个身，画成蒋介石跃马指挥东进的图像，费了一个月才算完成。
1939年1月，全校师生先后抵达贵阳，开始上课，但日军的狂轰滥炸，已波及贵阳。2月4日那天下午二时许，大批日机来袭贵阳，为了躲避空袭，我和闵希文背了画箧逃出城去，直上东山，主要原因是东山乃贵阳名胜，没有去过，想一游胜迹，藉以饱览贵阳全景。谁知刚爬上半山，敌机已开始轰炸贵阳市区，一时硝烟弥漫，上冲半天，黄褐色的阴影遮住了整个在燃烧的贵阳。当时我脑子里唯一挂念的是老大哥吴藏石一家。半个小时以后警报解除了，立刻快步奔回市区，幸亏上天保佑，吴藏石全家平安无事，只是他已把箱笼被铺全部搬在院子里，显得一片狼藉。
一个小时后，市区的大火基本扑灭，我和闵希文才穿过炸毁的市区回育婴堂宿舍，市中心已基本夷为平地。一路上还有几处在焦黑的瓦砾堆里冒出缕缕青烟，烧焦的尸体蜷成一团，随处都有，真是惨不忍睹。要是那时面前出现一个日本鬼子，我肯定会把他杀死，甚至碎尸万段。
吴大羽回校不成
当时，学校迫于形势，决定迁校昆明。2月底，全校师生分批安抵，暂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及圆通寺为校舍，筹备上课。初，滕校长拟请常书鸿为教务长，而杭州艺专师生持反对意见，滕校长曾向各方征询，方干民先生以为常先生在沅陵时已遭学生反对，如任教务长，必引起麻烦。建议敦聘吴大羽先生返校任教。但吴先生一生清高自许，不易俯允，最好由学生丁善庠先向吴先生征得同意，然后由滕校长亲自去恭请，方能如愿。而滕校长素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前提，立即与方先生拍板成交，决定请方先生为教务长，嘱我前往吴先生寓所征询可否。
第二天的下午，我即奉命前往小东门城下22号，讲述始末，动员吴先生俯允屈就。吴先生鉴于滕校长如此诚意，为报全校同学切盼之情，当即同意滕校长之请。
那是星期三的早上，我将吴先生已同意应聘之事向滕校长及方先生阐述了始末。滕校长显得非常高兴，说：“大羽先生的应聘，是学校之福。”当即翻翻案头的日历，嘱我先去向吴先生传话，约定星期六下午二时，由我和方先生陪同滕校长亲自登门恭请。于是我抱着一颗喜出望外的童心，兴高采烈地奔羽师寓所约期。
星期六很快到，下午一点我赶到滕校长处，准备陪同方干民先生一同去恭请羽师，滕校长一看到我，立刻先开口：
“啊，今天真不凑巧，吴先生那里不能去了，因为下午临时有极重要事赶办，你先去告诉吴先生一下，约会日期，待另定，好吗？”
当时我完全信以为真，转身就去羽师家，免得他在家空等。
“怎么滕校长没来吗？”羽师见我一个人，他笑着问。
我把滕校长的话如实传达了一遍。
“回学校的事已经吹了。”羽师平淡地笑笑说。
“不可能，滕校长只是因为今天下午有事走不脱身，并明明白白说要另约时间来看吴先生的。”
“你小孩子，不懂，滕校长在此办学，重大的事莫过于请我回校，今天说另有要事，那是推托的借口。”
我一时懵了，离开羽师家，便立刻奔赴滕校长的办公室，想问个究竟。
“吴先生见过了吗？”滕校长笑眯眯地问我。那时，我觉得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肚子气正没有出处，大声斥责滕校长利用我在搞花枪。我的五尺肚肠素来不会打拐，闹得双方下了不台，僵持了好一会。
“善庠，事情搞到这样，我还是把事情的原委跟你说明了吧，希望就此了结。事实上我很希望请吴先生来助我办学的，所以当方先生推举吴先生时，我立刻同意了，我也知道吴先生重道义的性格，所以要你去敦促吴先生来校就教。殊不料前天有些老师对我说吴先生脾气不好，加上你的暴躁性子，二人搞在一起，学校会搞得翻天覆地，不好收场，以我目前的想法，还是乘吴先生没有来校之前暂停进行……”接着，滕校长又说：
“后来我问方先生，吴先生不来，行吗？方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如果到上海去请关良先生，就不成问题，因为关良先生资格还算老，脾气很随和，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在多方考虑之下，遂决定不请吴先生，希望你体谅我办学的苦心。”
滕校长的一段话，使我顿时瘫了下来，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里，默不作声。我想滕校长是个热情而又老成的学者，他是不至于耍什么政治花招的，尤其他对我分外看重。当我和闵希文、高冠华等六人在昆明举办捐募寒衣的画展时，还由他的介绍，请交通银行的行长张家璈先生费25元买了我一张小油画《静物花瓶》。后来又为我介绍了于斌大主教，以100元高价买了我一幅油画《大悲爱》。至于方干民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之一，为学严谨，为全校师生所共誉。尤其大家都知道方先生的来校授课，还是吴先生亲自推荐的。凡此种种，无人会相信方先生会出此下策。于是我把这两涩菜一口吞了下去，除了羽师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不过我心里老梗着。
徐梵澄过目不忘
在昆明这段时间里，还有几桩使我不能忘怀和长期感到内疚的事。
一、法文教授黄纪兴先生在沅陵离校以后，学校里的法文课就停开了，多亏庞熏琹先生的帮助，为我介绍了西南联大的闻家驷教授，每周两个下午去西南联大听他的法语课。后来，有些同学也想读法文，一共十多人，由叶百玲带头，要我在晚上为他们补习法文，我也真是不识天高地厚，自己还不过是只“三脚猫”，竟斗胆答应了下来，每周两个晚上，每次两小时，为他们补习初级法语，现在想来，真感到羞愧不能自容。
二、大羽师因滕校长中止返聘，应友人的邀请去大理附近的祥云闲住，临行前为我的纪念册上写了四个大字——“银言金默”——作为临别赠言。这句话真正针对我多言之弊，足以奉为终身的座右铭。如果我能知而行之，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定会少却许多折腾自己的麻烦。只是我天生憨拙，知而不改，苦了我大半辈子，实在有负我恩师的厚望。最后他把已画的六幅小油画交给我，说：
“这几张画布，你也带回去，上面可以再画，省了制布的麻烦。”
带回寝室一看，原来是六幅风景，羽师在画面上早用群青涂上几大杠，于是立刻把它清洗掉，恢复原貌，直到抗战胜利，我把它带回宜兴老家，懊恼“文化大革命”来了，全毁了！
三、徐琥——徐梵澄先生，是个器宇非凡，风度飘逸，与众不同的教师，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子，着中装长袍时，总是两袖过膝，昂然有些隐士风范，着西装时，老喜欢佩戴一条绣花领带，格外显得英俊潇洒。即使住在安江村那般偏僻山村时，还是戴顶灰色小礼帽，要是在路上和同事或同学迎面相遇，不问谁何，一定举起右手，把礼帽向上一提，以示问好。
据说徐先生是滕校长留德时的老朋友，湖南长沙人，刚到校，他过去的风流韵事，已传遍学校。据说他在出国前已有女友，誓订终身，出国后，与女友鱼雁往还不断。数年后，学成归国，到家后，第一件事便是去拜会女友，家人劝他旅途劳顿，休息两日再去，但他执意不肯，家人见他情真意切阻挡不住，遂将他的那位女友早在数年前已与他人结婚生子的消息告诉他。只是怕他客居德国，受不了如此严重打击，一直瞒着他，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女友，直到他归国前夕，仍然情书不断，只是徐先生一人蒙在鼓里而已。
当然，徐先生在精神上一时经受不了如此严重的打击，竟把家人推出房门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再也不出房门，并向所有亲友宣告已离人间，闭门读书。直到长沙大火，他的居屋着了火，这才重见天日。滕校长得知他还活着，才劝说他来艺专授课。
徐先生所授的课程是《文学》，很多同学都很高兴。因为大家知道他对西洋文学造诣很深，并译有世界文学名著尼采（Nietgsche)所著《苏鲁支语录》等书。
上课了，徐先生挂着两只长袖走进了教室。右手摘下他那顶小礼帽，放在讲台的前沿，然后从左袖笼里摸出一只粉笔盒，开口了：
“文学的范畴很广，我打算先从《诗经》、《楚辞》这两大体系讲起，然后延伸到汉魏……”
同学们听了都感到大失所望，认为洋学先生不讲西洋文学，反而来讲国学，岂非学非所用，都呆住了。
“徐先生，对中文，我们自幼都学过些，我们希望徐先生能给我们讲点子西洋文学好吗？”我耐不住，冲口而出。
“不，中国文学，渊博精深，西洋文学虽也宏伟，实难与国学相提并论。我们都是中国人，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才是首要……”
下课以后，我心想《诗经》、《楚辞》，我自幼就读了不少，进行自学已有较好的基础，缺乏的正是西洋文学的知识，徐先生的一席话，令我一肚子懊恼。于是我把下一堂课的内容，到图书馆借了一些有关资料，先自充分准备一下，好掂掂这位洋学先生的国学斤两。从而把这一学期的“文学”课，变成我和徐先生两个人的战场，热闹得不亦乐乎。
学期结束时，学校已迁至晋宁县的安江村，徐先生出了一个考题：“略论魏晋思想”。限三天后星期六下午四时前缴卷。于是我重读了《三国志》、《晋书》、《晋纪》……连夜写了长达22大页的论文，按时限交给了他。
星期天早晨，用过早餐，我和闵希文走出餐厅不到50米，迎面和徐先生碰着了。他照例把帽子向上拎一拎，说：
“你现在有时间吗？如果有的话，愿意伴我到小山上走一回吗？”他这突如其来的建议，真叫人一惊，我也完全没有多想，顺口就说：“好！”于是他回转身带头向小山走去。
“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看过了，你读过很多书，不错，只可惜不懂得读书的方法。”于是他把我的试卷背一段，评价一段，从头到底，几乎一字不漏地通背了一遍。说实话，我虽然花了三天两夜，找了很多资料写了出来，要我重新默写一遍也办不到，原来徐先生的天禀是过目不忘。就凭这一点，能不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吗？
那时，我们已走到小山顶上，眺望滇池，更感到心旷神怡，欲说无语。最后，他对我说：“善庠，你有兴趣吗？要是你愿意，从今天起，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到我寝室里来两个小时好吗？”
“是，从今天晚上起，谢谢徐先生对我的厚爱！”
就从那天起，我们每个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说古论今，乐不知疲。一星期后，徐先生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工作，他口译，我笔录，翻译一本德文版的木刻史。可惜仅译了三分之一，中途搁笔了。我们都离开了艺专，据说徐先生转到中央大学，主讲《嵇康集》，后到中央研究院。由于徐先生既懂德、法、英、意、拉丁诸国文字，还熟悉希腊和梵文，遂应文化交流之请，奉派印度云云。后来解放了，从此失去了音讯。
安江村学潮
1939年，昆明承受着日寇频繁的轰炸，11月底，迫于形势，学校奉令疏散，迁至滇池右侧晋宁县的安江村，借村中五座庙宇为校舍，开始正式复课。次年4月，在重庆举办全国美展，我也参加了一幅裸体油画和二十四幅速写。记得当时《中央日报》对我的图画有过一次专题报道，只是把我的名字“庠”字印成了“痒”。展览结束后，我的二十四幅速写总算没有损失，油画已不翼而飞了。谈起这二十四幅速写，原系庞薰琹先生要为我出书的作品，可惜在“文革”期间也都毁了，至今尚引以为憾！
1940年5月，我和同学凌绍夔、闵希文等创办了《春秋》半月刊。这是在校内墙报形式的刊物，目的是借此园地抒发一些对艺术的观感和揭露一些学校的黑暗面。
首当其冲的是图书馆藏书。据传图书馆馆员顾良大量盗窃图书珍品，同学为之义愤填膺，一个清晨结队到顾良住所抄查。顾良是和李瑞年同住一屋，当时在他两人住屋里抄出精美图书五六大箩筐，并发现书中好多珍贵图片，已被撕掠，可惜顾良和李瑞年都已逃走。同学们把搜查现场拍了好多幅照片，告到滕校长面前，滕校长为了免得事态扩大，满口答应彻查处理，此事才暂告一段落。
殊不知正在此时，建筑系主任夏昌世与原北平艺专师生密谋，向滕校长建议废教务主任方干民，以常书鸿代之。方先生得知后，立即与潘天寿先生及学生吴藏石等商议应对之策。吴藏石得知后，立即与其桃园兄弟闵希文和我共商发动学潮，向滕校长要求逐常保方。但我因1939年夏请吴大羽先生回校未果的往事，怵怵在心，不愿过问，当即以毕业在即，不愿招揽是非，婉言拒绝了。
第二天上午，吴冠中找到我。
“昨晚见到潘天寿先生，他说过去大家认为丁善庠为人不错，能见义勇为，今天看来，也未必尽然。就以目前的事情来看，方先生来时对他很不差，可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他竟为了自己的一张文凭就撒手不管。我看这个人靠不住，一点义气也不讲，以后还是少接近他为好！我一听，一时摸不着头脑。我想潘先生素来持重敦厚，不妄论是非。因此你得慎重考虑，不然，今后人格有损，便见不得人！”
吴冠中的一席话，真使我落得个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人格当头，我已无路可退了。
“那么一起干吧！”说罢，便立即动身，邀集同学，召开大学，选举学生代表，向滕校长请愿。
与此同时，同学们认为对肇事的夏昌世、常书鸿等人，应先予适当的惩处，好让他们头脑清醒清醒。于是决定当晚八时来到夏昌世住所，他住在一所民房的二楼，楼梯上下和屋子内外，都站满了同学，要他交代逼迫滕校长撤换方干民的阴谋诡计。当然，夏昌世在同学们厉声斥责之下说不出名堂来，正在支吾之间，突然有人把放在桌子中央的一盏美孚油灯吹灭了，顿时喊打之声大振，拳脚交加，莫辨谁何。住在隔壁的常书鸿不知头里，出门想看个究竟，正好被某同学揪住，猛力一推，竟从楼梯口直滚去，幸亏楼梯上多是同学，挡住，没跌到底。尤其常书鸿好像老于此道，当同学揪住他时，先把他那副眼镜捏在手上，免得一起遭殃。
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在院子里开会，商讨今后进行的方案。正在这时，消息传来，说滕校长的小舅子学校出纳员林丕基已奔向昆明报急。于是会议立即决定派陈明（知道他是当时在校同学中的唯一的共产党员）和我二人快马截回。我和陈明猛追了近30华里，终于无功而返。整个下午全校沉闷得像死的一样，都在等待滕校长的答复。傍晚，天黑以后，一名工友穿过全校，高声通知：“今晚九时正，在校部广场集合，滕校长将对这次学潮公布处理意见，希望同学全体出席！”其实，这时荷枪实弹的昆明保安部队，已电筒四射，如临大敌，包围了整个安江村。
当同学们到达校部广场时，校部门前已用课桌搭起了一座临时讲台，左右挂起二盏煤气灯，没片刻，全副武装人员便包围了整个会场。九时正，滕校长在几个职员的陪同下，登上了讲台，以最简短的语言，宣读了解除教授方干民的工作，开除学潮主要追随分子吴藏石、丁善庠的学籍，并将事先写好的一张布告挂起，说也奇怪，当时全场竟静得鸦雀无声。
我和吴冠中并肩站在讲台前的第一排。也许他担心我会高声抗议，把事情搞得更糟更乱，他一面拉着我的手，一面悄悄附耳说：“秀才碰到兵……”连后一句“有理讲不清”都没说出声。
大会散后，同学们各自回自己的宿舍，一夜平安如常，只是辛苦了武装的保安部队巡逻了一个通宵，学潮看来就结束了。事后，同学们都在议论着，为什么主持这次学潮的学生一个都没有开除，却把吴藏石、丁善庠开除了呢？如果按与方先生关系来看，开除的首先该是闵希文呀！其中道理，一直隐埋了几十年，直到1988年60周年校庆，为了要搞清1940年安江村学潮的实情，派曹增明前往南京档案馆查阅当时档案时，才发现个中原委，他回校后把实情告诉了我：
“安江村学潮将近高峰时，方干民先生写一封信给您，提醒您要预防学校当局可能动用警方前来镇压，在当时形势下，方先生不便把信直接交给您，于是拜托关良先生转交，但关良先生没有把信交给您，却暗底把信交给了校方。这样，滕校长遂将原信派人送至昆明省府，当天省府便派省保安部队一个连来镇压，结束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学潮。”
当我听完曹增明这段见闻之后，惊诧无比。因为关良先生在我的印象，是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尤其他之所以能来国立艺专教书，完全是方干民先生倾力推荐的缘故。要不然，凭他的艺术修养和才能，想跨进国立艺专的大门，再二辈子也休想。可是在这学潮的关键时刻，竟干出这样见不得人的事，真叫人难以想象！不，这也许就是所以成为大艺术家的本质！
学潮结束后的第二天下午，一名工友前来找我：
“滕校长请你去一趟，马上就去，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行，我马上就来。”我想滕校长到校以来，一直待我想好，应该说是非常好！他这次问也没问我一声，就茫无头绪地开除了我，正要和他评个理，我毫无顾忌地拉开脚步就走。
“你来了，很好。我希望你对这次的处理能有所理解，因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我是出于不得已的，至于你今后的打算，我给你作了二个安排：一，如果你想继续读书，由学校给你一份转学证书，你可以到中央大学去就读；二，如果你想就此工作，给你一张毕业证书，那是由学校名义发的，就像选科生的毕业证书，另外发你一百元生活补贴，在没有解决就业与转学之前使用。你看如何？”滕校长说这一段话时，我看他非常难受。说完，就把早已准备好的毕业证书、到中大的转学证书和一百元钱亲手递给我，并希望我早日离开安江村，免得引发其他麻烦。
我流泪了，我并不是因学校开除我而流泪，我是被滕校长这段话感动了。我说：“滕校长的话我明白，谢谢滕校长对我的关怀。”我从滕校长手里接过了文凭、转学证书和一百元钱，心潮如涌，想不出什么可说的，退了出来，决定明天就离开安江村。
第二天一早，全校同学知道我和吴藏石就要离开安江村了，于是决定在下午四时半举办一次大型聚餐会为我们饯行。傍晚六时我便和吴藏石带着行李，赶到滇池边乘渡轮去昆明。那时碧波无际，月明如洗，心底里却茫然无绪，好像被悬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无去路，后无退路，怎么着？真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