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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者没有档案》序
不同文化的互动导致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变化。而文化的对话都是由个体人物来促成和实现的。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郎世宁事奉清廷，都是中国古代突出的例证。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的进程更见证了一系列的文化对话。一代一代的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探求新艺术的方向和灵感。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或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艺术的发展轨迹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但他们的事迹未必都已载入历史。有的甚至还很少为人们所知晓。
但这些故事从来使我响往神迷。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次去华盛顿。我到美国艺术博物馆打听他们是否收藏尼古拉·费申的作品。他们查了半天，说是有两幅素描在仓库，只能复印一份资料给我。在简短的文字介绍中，我才头一次了解这位客居美国的俄国艺术家的坎坷生平。我在198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上世纪中叶费申于加州圣塔莫尼卡孤独凄凉地去世时，他的名字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艺术界已家喻户晓。费申自己无沦如何不会想到，他在这东方的文明古国获得的声望，在他祖藉俄国和客藉美都从来没有过。”半世纪来，中国美术院校的学生几乎个个都临摹过费申的复制品。可是他的原作至今还未在中国展出过。
因为自己学油画，所以对外国艺术家在中国的影响比较注意。柯佛罗皮斯、马克西莫夫、博巴、万徒列里、万曼……，他们不远万里而来，成为中国艺术家的良师和挚友；柯勒惠支、古图索、 巴巴、怀斯、柯尔维尔……，虽未踏入中国，也都为一代代所崇拜或效仿。而另一方面，李铁夫、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滕白也、倪贻德、赵无极、自上世纪初就一波又一波地负笈欧美，追索艺术的真谛。八十年代以后，更多青年艺术家离乡背井，到海外寻求广阔的艺术空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很像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Flaneur），居无定所，游走四方，但会在“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1] 正是这些敏感不安分的人物不断在文化之间碰撞。偶然擦出的火花有时却能引起不灭的野火。多年来，我零零星星地收集着这些先行者的资料。日久天长，已渐渐可以积累成册。
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交网络的的时代，做研究的方法也应和以往大为不同。我希望能借助互联网、Blog、FaceBook等社交网页开放的公共平台，以自己手头的资料“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同道来一起寻找和了解这些人物对中国艺术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探讨促成他们扮演这一角色的社会、经济、政治或个人的原因。我相信对个体经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绘一百多年来中外文化混织的宏大画面，并对当代文化现象的形成有更全面的观察和认识。
2011年暮春于与温哥华
[1] 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