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曾自嘲二十多年前出國在外的中國藝術家是“盲流”。他說的也不差。腰中揣著幾文錢，學幾句英語對付，就敢來到曼哈頓。許多人都靠在街頭畫像謀生。天天走過59街畫廊的櫥窗，仰視大都會美術館的廊柱，誰也不知道哪天能圓藝術家的夢。那時我到紐約，少不了去42街或華盛頓廣場會朋友。一眼望去，都是名牌藝術院校出身的精英。我樂意看他們在路燈下賣弄素描功夫，生意淡了，大家一起去喝杯啤酒。藝術家的勇氣和適應能力令人感動。
九十年代出國藝術家明顯增多，多數人都對中國藝術和個人前途感到困惑渺茫。國外雖也有些支持贊助藝術家的機構。中國人初來乍到，不得其門而入。1991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美中藝術交流中心找到一些錢，就在我教過書的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組織了為期一個月的“第一屆中國藝術創作研討會”。
叫“研討會”也許不盡其義，因為藝術家來這裡不僅動口，還要動手。英文我們用的是Seminar/ Workshop。西方國家有artist colony或retreat等機構，讓藝術家住段時間，一面創作一面切磋談藝。其實大陸文革後也有類似的安排，把各地藝術家集中起來，找個消暑避寒之地，管吃管喝，趕制一批作品，以參加該地區或全國的展覽。因常帶有政治任務性質，叫做 “創作學習班”或 “創作集訓”。藝術家回想起 “學習班”的日子，止不住津津樂道，把來聖地亞哥也叫“上學習班“。那次來的有徐冰、陳丹青等十幾在美加的藝術家。還從國內請了幾位，包括剛從美院畢業不久的劉小東。可惜最後他得不到領導批準，未能成行。
大家白天在藝術系寬敞明亮的教室工作，晚上回借宿的西方寺寮房中神聊。丹青在那裏畫了兩張大畫。他說紐約畫室狹小，多年來沒有這樣痛快畫過。決定會後再來聖地亞哥，把計劃了兩年的幾幅連作畫完。徐冰做了他來美後的第一件作品：用漢字刻的二十六個英文字母表。在陶藝家黃雅莉的感染下，他也采用陶土燒制。活動結束時我們舉辦了一個展覽會和公開的學術報告會。
洛杉磯藝評家諾曼·克萊因教授頗有先見之明。他參加討論後就撰文鼓吹，說中國藝術家在未來十年中有空前的機會：“他們已有足夠的準備和力量來贏得世界承認。還有足夠的怒氣，”他說：“我已經可以聞到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此後發生的事未必他能完全料到。一晃二十年過去。中國當代藝術的面貌絕非昔日可比。每位參加活動的藝術家也在各自的人生旅程中邁過了漫長一段。有次我到北京約徐冰在麗都見面，談起二十年重聚的想法。他十分贊成。他說我們不妨就討論當年同樣的問題。我也覺得這樣前後比較，很有社會學的意義。
去年年底西安美術館楊超館長親自下麵款待幾位朋友，席間聽我談這個計劃，立刻表示可由他們主辦。典藏國際版Yishu學刊曾在西安頒發首屆藝評獎。我知道美術館上下辦事認真、又有實力又有效率，就欣然同意。又請了博士生王一凡來協助我策劃。不出半年，聖地亞哥研討會20周年回顧的討論會和展覽果真如期實現。後來在丹青熱心安排下，又假北京今日美術館開了一個介紹會。
這次參展和出席的有北京的徐冰、陳丹青、劉小東、楊千、韓辛；杭州的王冬齡、孫人；美國的張健君、阮傑、盛姍姍、唐慶年；加拿大的李默、黃雅莉等。丹青雖因感冒臨時取消西安行程，還是通過視頻發了言。北京開會也是由他主講。名人效應吸引聼眾不少。
英文的“reunion”中文譯為“團圓”、“重逢”，總感到不太確切，缺乏一點精神層面。當年二、三十歲的年青人，如今幾近或年過半百，都是中國當代美術奇跡般發展的見證人。一位先哲說過：“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本‘伊里亞特’” ，本不必以“地位”或“價位”論英雄。藝術家二十年的個人經驗很不相同，但都有其難以取代的價值。
徐冰在發言中說：二十年前去美國，他才發現當代藝術並沒有權威，也沒有確立的理論依據。他說：“當時我們參與一些展覽和活動，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歷史。” 其實歷史不正是由無數個體故事組成的嗎？
“每晚從校園回家，韓昕都要對著大門的傳話器輕輕說一聲：‘畫家回來了’，等著女尼前來開門。最後的夜晚盡興而過，明天後天一個個都要飛走。大家已相約一定要再重聚，也許仍在陽光明媚的聖地亞哥，也許是在世界上另一個還無法預知的角落。但那一天不會太久。更多的朋友會悄悄地叩著門，屏著呼吸說：‘畫家回來了。’”
這是我在二十年前一篇文章的結語。畫家們今天終於回到了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