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本欄提到何鴻毅家族基金大手筆打造古根漢美術館當代中國藝術收藏計劃。年前該館已隆重宣告:第一位入選的項目是汪建偉個展。我覺得策展人湯偉峰（Thomas Berghuis）眼力不錯。建偉是少見的具有思想家氣質的藝術家。他能在市場和時尚大潮中坐懷不亂，更是難能可貴。回想我第一次與他見面是在三十年前，我倆曾是瀋陽一家招待所中的「室友」。
今天一代人無法想像上個世紀大陸的招待所。那時很少私營的酒店旅館，但到處都有這類公辦的接待機構，其實就是簡陋的自助宿舍。一個房間住2-4人，甚至更多。入住者必須有所在單位的一紙介紹信，證明你的身份。你如果一人單身旅行，室友不由你選擇，只得聽天由命。碰到煙氣熏人、呼嚕震天的還算運氣。有時猜不透對方來歷，只得屏息緊抱著細軟，通宵也不敢酣睡。
1984年全國美展的油畫部分在瀋陽舉行，同時舉辦一場研討會。我剛從國外回來不久，主辦者邀我去給與會者介紹西方藝術現狀。放下行囊之後，看見對面床上坐著一位眉清目秀的年青軍人，交談後才知道他就是該屆美展大獎作品《給媽媽寫信》的作者汪建偉。建偉當時是成都軍區某部的圖書管理員，自學成才，在眾多的四川寫實畫家中，顯露出不一般的靈氣。
我們好像都沒有打牌下棋的雅興，開會之餘就坐在房里的床上聊天。建偉對什麼都很好奇。我也就盡興暢談自己兩年來在國外的各種見聞，天南地北、海闊天空，一談就是幾個小時。後來建偉總是提到聽我說「裝置」一詞時的震撼。他發現這兩個字超出了自己的詞彙表和理解範圍，讓他驟然悟到還有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同室的即興談話成了他新的求知起點。我也就極力慫恿他去報考我所任教的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院）研究生。後來雖然由於不合理的外語考試苛求而未能錄取，但我們也終於設法把這位才能出衆的年青人留在了學校裏。
「室友」的邂逅有點像今日的「blind date」。1988年我去安徽屯溪參加高名潞、栗憲庭他們組織的黃山會議。那是「八五運動」以來中國當代藝術圈的第一次全國聚會，頗有點梁山泊聚義的味道。我走進分配給我的房間，也是一位不相識的年青人坐在對面床上。他看來文雅而精幹，自我介紹他的名字叫范迪安，在中央美術學院教書。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以後二十多年中，我們一起參與和見證了無數次中國當代藝術在國內外的重要事件。但是最難忘的還數黃山那一次。最後一晚藝術家們因為與當地居民发生衝突，被迫狼狽撤離。次日凌晨天色未亮我就搭上去杭州的長途汽車，都沒有來得及和老范說一聲再見。
還有一位不期而遇的「室友」也成了三十多年的知交。1979年我去敦煌石窟參觀，住的是莫高窟敦煌研究所唯一的招待所。小小的房間裏放著兩張簡陋的木床。那時外國人在中國還不多見。與我同房的小夥子卻是個德國人，高高個子，棕色頭髮，還有個地道的德國名字羅泰·法肯豪森。羅泰當時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留學生。他精通好幾國語言。不去參觀洞窟的時候，就盤著腿坐在床上一本本地看書，似乎從來沒有見他用別的方式消遣。我還是頭一次遇到這麼用功的人。
回到北京以後，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有時週末我請羅泰來家裏吃飯。当年大學食堂大概談不上什麼口味。所以每次他吃到我並不精于烹飪的丈母娘的手藝時，都會用他標準的普通話讚不絕口。後來罗泰到哈佛大學做張光直先生的博士生，我去波士頓的時候也曾到劍橋看望他。
羅泰現在已是世界聞名的大學者了。前年洛杉磯蓋蒂美術館邀我去演講，給我安排的酒店就在加州大學（UCLA）校園附近的威爾榭林蔭大道上，我正好要去圖書館查一份資料，就順便去美術史系探望老友。羅泰請我在教授俱樂部午餐，告訴我他剛剛遷入一處新居，邀我与几位研究生一起去參觀。那晚我們坐在精心裝修好的起居廳裏喝茶叙旧。四壁從上到下都是他收藏的書籍。昔日瘦長的勤學青年如今也難免有點發福。我注意到牆上有張不大的油畫頭像，倒還留下了他當年的翩翩風度。「那是劉小東二十多年前畫的。」羅泰还是用普通话說，「他大概自己都忘了。」
「室友」的情誼屬於君子之交淡如水。因為它並非始於主動的選擇，完全是命運的無心安排，所以沒有功利好惡的成份。絕大部份這樣的偶遇轉瞬即逝，分手后你永遠不會再想起這個人。但也難得有合緣的「室友」，在茫茫人海中與你擦肩而過，交往卻從此延綿不斷。你不用刻意地聯繫維護，但他們却總會在生命的某個時間點上與你再次相交。俗話說「百年修得同船渡」，「同室」的這種缘分也不会是没有来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