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货真价实的「先知先觉」。他是一位文学家，但是在美术方面的鉴赏力和远见，却远超过他同时代的艺评家或美术史家，令人不禁叹服。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墨西哥艺术对中国的影响。我认为这是20世纪最精彩动人的跨文化对话之一。尤其是在1950年代，大规模的墨西哥艺术展览被介绍到中国。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盖雷洛（Xavier Guerrero）、布斯托斯（Arturo Garcia Bustos）等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相继访华，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中国艺坛吹入一股清新之风。但我没有想到，早在八十多年前鲁迅就介绍过墨西哥壁画。他才是开启这两个古老文化之间现代交往的第一人。
1931年鲁迅在上海支持创办了《北斗》杂志。他每期都会亲自撰文介绍一两幅国外艺术作品，图文并茂，使刊物大为增色。在当年10月的第2期中，他选刊了一副理惠拉（ Diego Rivera，通译为里维拉）的壁画《贫人之夜》。这是艺术家1928年在墨西哥城教育部完成的117幅系列壁画之一。鲁迅在简短介绍了艺术家后写道：「理惠拉以为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因此也可知倘还在倾向沙龙绘画，正是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 这是目前能找到最早的关于墨西哥壁画艺术的中文论述。当上海大部份画家还在欣喜若狂地欢迎现代主义东进之时，鲁迅已预告了它的颓灭。
十多年前我与慕尼黑斯托克美术馆馆长乔安（Jo-Anne Birnie-Danzker）一起策划《上海摩登》展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有机会看到鲁迅当年收藏的欧洲版画。人们都知道鲁迅介绍过德国女艺术家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藏有她的一些原作；却不知他还收藏了两千多幅欧洲许多艺术家的木刻、石版和铜版画珍品。其中重要艺术家如列热（Ferdinand Lege)）、贝克曼（Max Beckmann）、狄克斯（Otto Dix）等人的作品，可能至今都是国内独一份。说鲁迅是迄今为止西方现代艺术藏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华人收藏家也不算夸张。
鲁迅平生并未去过欧洲，那年头更没有网购、快递之说。我一直纳闷老先生如何能得到及时的市场资讯，如何洽谈看货，如何完成每笔交易。作为一位有眼力的藏家，鲁迅能远距离一件件买到博物馆级的作品，原来是有一位神秘人物在充当中介。他就是当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艺术史的年轻学者徐梵澄（诗荃）。徐出身湖南长沙望族，早年因投稿而结识鲁迅。1929年他去德国求学，就自然担负起为鲁迅搜寻西方版画作品的责任。他曾回忆说：「这期间的义务，是替先生收版画，多是木刻原印而有木刻者签名的，买些艺术书，寄些杂志、报纸，有时代查一二寻常德文字典上没有的名词。信札多是关于银钱汇出、书画收到之事。」 徐为此还专门去选修了一门版画课程。他试作的麻胶版鲁迅像现也保留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鲁迅收藏的版画有许多来自二十世纪初德国的《创造》版画集刊。每集十幅原作。鲁迅对此善本收藏之齐全，即使在欧洲也少有藏家堪与比拟。
徐梵澄是一位奇人。他精通多国语言，在德国就开始翻译尼采的著作，后来又转向佛学。曾在印度泰戈尔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从事研究和讲学三十馀年。1978年才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虽然他在中国哲学界不算陌生，在艺术圈子中徐梵澄这个名字却几乎被人遗忘。不久前我读到刚去世的丁天缺先生遗作《顾镜遗梦》时，才发现他居然抗战时期曾在我的母校杭州艺专教过书，那我们也算得上校友或前后同事了。
丁天缺说，徐先生在抗战艰难时日的乡下，也总是风度飘逸、器宇不凡。他生动地描述说：徐先生「着中装长袍时，总是两袖过膝，昂然有些隐士风范，着西装时，老喜欢佩戴一条绣花领带，格外显得英俊潇洒。即使住在安江村那般偏僻山村时，还是戴顶灰色小礼帽，要是在路上和同事或同学迎面相遇，不问谁何，一定举起右手，把礼帽向上一提，以示问好。」不过丁天缺印象最深的是徐先生有过目不忘的异能。他曾把自己一篇22页的论文呈交先生过目。徐先生后来与他讨论时，竟然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学生的文章複述下来，使自命不凡的丁天缺大吃一惊。
不过我做《上海摩登》展览时还没有看到这些资料。所以对这位帮助鲁迅採购欧洲版画的幕后人物充满好奇。四处打听得知他的一些线索，我就求也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大哥代为询问。不久大哥发来一信，说是已经找到徐先生下落，只是不巧就在几个月前，这位91岁高龄的哲人已经仙逝了。
我们在人生中常常有失之交臂的经验。你所寻求的那人近在咫尺，但就是没有相遇的缘分。他（她）也就永远只存在你的悬念和想像之中。我脑海中常会浮现鲁迅拿着放大镜在品鑑一幅幅木刻原作的景象。旁边站着的是清瘦的徐梵澄，脖子上还繫着一条绣花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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