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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错的个体旅程——《游荡者没有档案》序
不同文化的互动导致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变化。而文化的对话都是由个体人物来促成和实现的。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郎世宁事奉清廷，都是中国古代突出的例证。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的进程更见证了一系列的文化对话。一代一代的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探求新艺术的方向和灵感。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或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艺术的发展轨迹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但他们的事迹未必都已载入历史。有的甚至还很少为人们所知晓。
但这些故事从来使我响往神迷。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次去华盛顿。我到美国艺术博物馆打听他们是否收藏尼古拉·费申的作品。他们查了半天，说是有两幅素描在仓库，只能复印一份资料给我。在简短的文字介绍中，我才头一次了解这位客居美国的俄国艺术家的坎坷生平。我在198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上世纪中叶费申于加州圣塔莫尼卡孤独凄凉地去世时，他的名字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艺术界已家喻户晓。费申自己无沦如何不会想到，他在这东方的文明古国获得的声望，在他祖藉俄国和客藉美都从来没有过。”半世纪来，中国美术院校的学生几乎个个都临摹过费申的复制品。可是他的原作至今还未在中国展出过。
因为自己学油画，所以对外国艺术家在中国的影响比较注意。柯佛罗皮斯、马克西莫夫、博巴、万徒列里、万曼……，他们不远万里而来，成为中国艺术家的良师和挚友；柯勒惠支、古图索、 巴巴、怀斯、柯尔维尔……，虽未踏入中国，也都为一代代所崇拜或效仿。而另一方面，李铁夫、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滕白也、倪贻德、赵无极、自上世纪初就一波又一波地负笈欧美，追索艺术的真谛。八十年代以后，更多青年艺术家离乡背井，到海外寻求广阔的艺术空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很像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Flaneur），居无定所，游走四方，但会在“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1] 正是这些敏感不安分的人物不断在文化之间碰撞。偶然擦出的火花有时却能引起不灭的野火。多年来，我零零星星地收集着这些先行者的资料。日久天长，已渐渐可以积累成册。
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交网络的的时代，做研究的方法也应和以往大为不同。我希望能借助互联网、Blog、FaceBook等社交网页开放的公共平台，以自己手头的资料“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同道来一起寻找和了解这些人物对中国艺术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探讨促成他们扮演这一角色的社会、经济、政治或个人的原因。我相信对个体经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绘一百多年来中外文化混织的宏大画面，并对当代文化现象的形成有更全面的观察和认识。
2011年暮春于与温哥华
[1] 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社会主义现代主义”
金秋时节，全国美展油画展区在西子湖畔揭幕。中国美院近水楼台，同时也办了个展览《我们在绘画中：中国油画国美之路》和学术论坛，探讨当代油画的发展轨迹。我是老“国美人”，自然在应邀之列。
谈到此题，不由想起2000年我带领一批国际策展人访问杭州时，许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的话。他认为当下的中国艺术实践实际上有三部分；除了官方支持的主流派和具前卫色彩的当代艺术家群以外，还有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当时对此观点并未充分展开讨论，但多年来我却一直念念不忘。
2011年斯洛文尼亚摄影家贝兹杰克（Roman Bezjak）将他五年来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拍摄的一些建筑照片集册出版，取了个醒目的标题：《社会主义现代主义》[1]。从东德的德累斯顿到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爱沙尼亚的塔林。摄影家镜头下这些具有现代风格的楼宇、桥梁或纪念碑大都建于1950至1980年间，今天面对着即将拆毁消失的威胁。上月我刚去过波罗岸海静怡简朴的小城塔林。在耸立的层层教堂塔尖后面，还能看到不少苏维埃时期建起的方块楼房。
“社会主义现代主义”这个名词我们听来有点拗口，其实许多研究东欧文化的学者已…
马年故事
（本文已收入Ibooks 的自出版书《马年故事》中。点击上面的标题即可免费下载）
“谷歌”的网上图标（logo）差不多每日一换。去年11月18日刊登了一幅素描的骑士，驭马跃奔在字母之间。那是为了纪念一位阿根廷画家的105岁冥寿。他的名字是卡斯塔尼诺（Juan Carlos Castagnino，1908﹣1972） 。
虽然国人很少听说这个名字，但他却是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大艺术家。如果你有机会去阿根廷的海滨城市马德普拉塔（Mal de Plata）旅行，导游一定会推荐你去参观一座上世纪初“新艺术”风格的独特建筑。好几个灰色尖顶耸立在城市风景线上。卡斯塔尼诺市立美术馆被公认是城中最有魅力的景点。
1982年市政府为了对出生本地的大师表示敬意，将这座美术馆冠以他的名字。观众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卡斯塔尼诺的精彩作品。他是位具象风格的画家、也是壁画家、建筑家和素描大师。阿根廷为畜牧大国，卡斯塔尼诺以善画马而闻名。他笔下的马生猛矫健，或引颈嘶鸣，或扬蹄驰骋，与一般传统西方绘画中的立马颇为不同。尤其是他的素描和水彩，用笔挺拔流畅、设色浓淡自如，更非他的同行们可比拟。原来此中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953年1月，齐白石在北京跨车胡同的四合院中来了几位陌生洋人。93岁的老人想知道客自何方，其中一位拿起笔画了张世界地图，让他看到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遥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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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代的大收藏家
鲁迅先生是货真价实的「先知先觉」。他是一位文学家，但是在美术方面的鉴赏力和远见，却远超过他同时代的艺评家或美术史家，令人不禁叹服。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墨西哥艺术对中国的影响。我认为这是20世纪最精彩动人的跨文化对话之一。尤其是在1950年代，大规模的墨西哥艺术展览被介绍到中国。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盖雷洛（Xavier Guerrero）、布斯托斯（Arturo Garcia Bustos）等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相继访华，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中国艺坛吹入一股清新之风。但我没有想到，早在八十多年前鲁迅就介绍过墨西哥壁画。他才是开启这两个古老文化之间现代交往的第一人。
1931年鲁迅在上海支持创办了《北斗》杂志。他每期都会亲自撰文介绍一两幅国外艺术作品，图文并茂，使刊物大为增色。在当年10月的第2期中，他选刊了一副理惠拉（ Diego Rivera，通译为里维拉）的壁画《贫人之夜》。这是艺术家1928年在墨西哥城教育部完成的117幅系列壁画之一。鲁迅在简短介绍了艺术家后写道：「理惠拉以为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因此也可知倘还在倾向沙龙绘画，正是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 …
相逢在天涯
邮轮横跨赤道时总要举行一个搞笑的仪式。船员装扮成十九世纪加勒比海盗和海神波塞冬。每位头一次从海上穿过赤道的乘客都会收到一张证书，郑重其事地表彰你的旅行伟业。过赤道后太阳的位置就变换了。自己的影子好像老站错了地方。北美的寒冬渐渐离去，南美的初夏迎面而来。我们的目的地是世界最南端的国家之一：智利。
也许你读过两年前我在本栏发表的那篇“遗忘的速度”。说的是我去古巴寻访智利画家万徒勒里（Jose Venturelli ）的一幅壁画，结果失望而归的故事。但我一直并不甘心。这次智利之行就是希望能把断了的线重新串连起来。
跨文化的对话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看似偶然或者个人的行为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万徒勒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1952年他第一次去北京，前后在中国住了十几年。他不仅促使智利成为南美第一个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而且他也是把现代艺术的信息带进当时重门深锁的中国艺术界的使者。
万徒勒里年青时曾当过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的助手。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壁画家。墨西哥和美洲壁画运动是二十世纪文化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西盖罗斯这批人政治上左倾激进，艺术上却兼容并蓄。他们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立场，并不排斥对西欧古典传统和美洲原住民文化的钟爱。…
珂佛羅皮斯是誰？
農歷年前，不顧刺骨的寒風和貼膚的安檢，我飛往紐約，到哥倫比亞大學做一次演講。
John Rajchman教授請我給他的研究生談中國現代主義。八年前我參與策劃一個名為「上海摩登」的展覽，在慕尼黑斯托克美術館展出。那次介紹的主要是1930年代前後中國藝術與歐洲的對話。其實我向來認為現代主義的概念并不局限，來源也不止一處。近年一直在研究墨西哥現代藝術對中國的影響。越探索越覺得這段淵源不可忽視。
三十年代上海灘有位美國名媛茀麗茨夫人（Bernadine Szold-Fritz），熱愛文學和交際。她家的花廳（沙龍）名聲遐邇，華洋精英和文人雅士都愛在此聚會。1933年10月一天花廳來了兩對客人。一對是《紐約客》的專欄作家項美麗（Emily Hahn）和她的男友詩人兼出版家邵洵美。另一對是剛到達上海的墨西哥畫家珂佛羅皮斯（Miguel Covarrubias）和他的夫人舞蹈家露灑（Rosa）。想不到他們的巧聚竟揭開了東西文化交流的另一篇章。
珂佛羅皮斯專長插圖漫畫。擔任紐約時尚雜誌Vanity Fair 的藝術編輯十年。他和夫人得到古根漢基金會的資助，幾次去巴厘島考察當地民間藝術。當時交通不便，需路過上海轉船。邵洵美本來就很欽佩這位「漫畫王子」的作品。得此機會就把它介紹給自己出版社旗下的幾位藝術家張光宇、張正宇兄弟和葉淺予等。…
從聖地亞哥到西安
陳丹青曾自嘲二十多年前出國在外的中國藝術家是“盲流”。他說的也不差。腰中揣著幾文錢，學幾句英語對付，就敢來到曼哈頓。許多人都靠在街頭畫像謀生。天天走過59街畫廊的櫥窗，仰視大都會美術館的廊柱，誰也不知道哪天能圓藝術家的夢。那時我到紐約，少不了去42街或華盛頓廣場會朋友。一眼望去，都是名牌藝術院校出身的精英。我樂意看他們在路燈下賣弄素描功夫，生意淡了，大家一起去喝杯啤酒。藝術家的勇氣和適應能力令人感動。
九十年代出國藝術家明顯增多，多數人都對中國藝術和個人前途感到困惑渺茫。國外雖也有些支持贊助藝術家的機構。中國人初來乍到，不得其門而入。1991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美中藝術交流中心找到一些錢，就在我教過書的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組織了為期一個月的“第一屆中國藝術創作研討會”。
叫“研討會”也許不盡其義，因為藝術家來這裡不僅動口，還要動手。英文我們用的是Seminar/ Workshop。西方國家有artist colony或retreat等機構，讓藝術家住段時間，一面創作一面切磋談藝。其實大陸文革後也有類似的安排，把各地藝術家集中起來，找個消暑避寒之地，管吃管喝，趕制一批作品，以參加該地區或全國的展覽。因常帶有政治任務性質，叫做 “創作學習班”或 “創作集訓”。藝術家回想起 “學習班”的日子，止不住津津樂道，把來聖地亞哥也叫“上學習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