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艺专忆往


上图为丁先生2002年在法国巴黎参观美术馆时的留影。 

丁天缺

  丁天缺,画家、诗人,翻译家。191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今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7岁。丁先生1935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承著名油画家吴大羽先生,与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同学,和蔡元培家族以及诸多民国名人均有交往。1949年以后,坎坷蹭蹬,前后蒙冤近三十年。

  本文摘登丁先生生前写就的自传《顾镜遗梦》部分章节,从一个侧面反映烽火年代的艺校生活。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风眠半夜出走

  1938年初,接到教育部命令,国立杭州艺专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专,正式迁校湖南湘西之沅陵,校址在沅江北岸的老鸦溪,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制,以林风眠为主任委员,北平艺专的校长赵太侔及其西画系主任常书鸿为副委员。不日即由水路进发,穿过洞庭湖,先到常德,在常德逗留了十多天,取齐了换乘汽车,直达沅陵。

  当我们到沅陵时,北平艺专的师生已先到了,他们真可怜得要命,全校只有十多名教职员工,学生还不到三十名,校产几乎等于零。跟杭州艺专来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那时候,抗日的烽火正愈烧愈旺,全校师生都热情地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当我到达沅陵的时候,先遣人员早就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合力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没几天,就拉开了宣传画展,展品中最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子云先生创作的雕塑群像,他扎了两个稻草人,装上两个泥塑头像,穿上黄色的军装,一个四脚朝天地仰卧在地上,代表日本皇军,另一个穿上国军的军装,一脚踏上倒地的日本鬼子,举起一枝木制步枪,刺向日军的胸膛。从意义上讲,确实具有抗日的宣传作用,但从艺术上讲,还远不如做荞麦糖人的艺术修养。回想到他在法国留学时,登在法国出版的《艺术家大辞典》上那幅《杭州雨景》来,真叫人啼笑皆非。其次是常书鸿先生画的那幅林森像(油画),他把林主席飘逸的胡子,画成一根根蜷曲的白萝卜须。仅此一点,就叫人要作三日呕,但回想起他在第二次全国美展上展出的那幅众口交赞、在法国留学时画的《蛋》来,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吴大羽先生在美展上看到这幅《蛋》后,曾对同学们说过:“这幅画,画得不错。”还准备请他来校上课呢!

  但不到两星期,学校便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主任委员林风眠半夜出走了,留下一纸便条,已逃往桃源避难去了。第二天一早,这意外的消息便传遍全校,邱玺带头号召好多同学,了解个中原因,商讨应付对策。

  林先生为啥出走呢?主要是北平艺专的部分主要老师常书鸿、李有行、王临乙、庞熏琹等人,伙同杭州艺专的部分主要老师刘开渠、雷圭元、王子云、李朴园等,联名要求风眠先生辞职离校而引起的。但李有行、王临乙、刘开渠、雷圭元、王子云、李朴园等人,都是林风眠创办杭州国立艺术院时,从北平带来杭州的干将,在杭州又力图加以培养的亲信。缘此,同学们格外感到义愤填膺,将这八位逼迫林先生离校的人,斥之为“八凶”。

  杭州艺专原教务长林文铮先生,那时和黄纪兴先生同住在对江的民居里,大家认为面对这一严重的问题,有必要请他咨商才行。由于我每天去黄先生家学法文,要我把这一消息传递过去。铮师闻讯之下,顿时义愤难扼,主张首先派代表去桃源将风眠先生请回主持校务,同时请“八凶”讲清道理。

  第二天一早,就在校门前的院子里摆下讲理的阵容,同学们在院子里围成一圈,正中靠墙摆上了一张课桌,两条长板凳,然后分批去请所谓“八凶”到场,谁知道这消息竟泄露了,除李朴园一人抓到外,其余的人都已逃出了家门。

  李朴园先生被几个同学推拉着登场了,同学们齐声高喝:“打倒忘恩负义的李朴园!”李朴园是个聪明人,看这形势怕会吃眼前亏,于是老实地走到那张课桌前,站住,举起双手,并大声说:“同学们,请息怒,一切罪过我都承认。要说要骂都接受,要我跪下也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别打!”

  “跪下!”同学们齐声吆喝着。

  李先生双膝应声落地,低下头,一声不哼。

  “他既认错了,放他回去吧!”同学中有人喊着。

  “回去吧,回去后可别再搞鬼,免得吃苦头!”李先生如获大赦,抱头鼠窜跑回家了。于是同学们推举了四位同学去桃源迎接风眠先生,一面过江去质询副校务主任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

  赵太侔住在对江市里的一栋可说是豪华的小洋房里,据说他是当时全国有名的戏剧家。

  我们虽然到沅陵已有两个来星期,但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好像是局外人一样,一问三不知,把所有的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求同学平静下来,维持学校的现状,有问题,以后好慢慢讲,并答应立刻向教育部请示……

  两天后,二位同学从桃源回来,讲述了请林先生回校的过程。说林先生最初不愿回校,经再三恳谈,最后才同意了,定于两天后由另二位同学伴随回到沅陵。

  同学们听到风眠先生回校的消息,一时都高兴得发了疯似的,筹划用二丈多长的白竹布写成欢迎的横幅,由吴藏石、洪应镳二人扛着,他俩还特地在服装店里赶制了一套白底蓝条的西裤,显得格外耀眼。那天下午二时左右,就集队来到车站前的停车广场,文铮先生也亲自参加,由老大哥邱玺主持,敲锣打鼓地举行了欢迎仪式。

  风眠先生回校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也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从沅陵到贵阳

  学校开始上课了,独不见吴大羽先生。听说吴先生已先去昆明了,他隐居在昆明小东门城下22号。据说风眠先生以大羽师擅自离校,先去昆明,为了严肃校纪,予以解聘。一时间同学们都感到惊奇,议论纷纷,认为风眠先生和羽师在法留学时便是好朋友,国立艺术院创办之始,羽师和文铮先生两人曾携手相助,协力创建这全国第一所高级艺术学府。尤其当学校偶因资金不足,周转不灵,教职员工资发不出时,都曾向吴师母家借贷周转,共渡难关。可为什么正当这兵荒马乱之际,竟因此小事而首开杀戒呢?一般认为羽师在校时威信特高,风眠先生自惭形秽,遂借此藉口拔去眼中钉而已。

  可是曾几何时,教育部突然于6月下达命令,废校务委员制,恢复校长制,委派滕固先生为校长,来沅陵莅新。这位滕校长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宝山县人,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国立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著有美术史论,在抗日前颇具名声呢。

  滕校长为人正直朴质,热心于艺术教育工作,为人处世,宽宏大度,颇有学者之风,只是他的莅校,是受制国民党CC派大头目陈立夫和张道藩的控制,必须将蔡元培先生体系的教职员予以全面清洗为前提。这样,原杭州艺专的教授林文铮、蔡威廉、黄纪兴、李树化、张光等人就理所当然地革职离校,为了平衡两校师生对峙的气氛,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教务主任李有行也同时免职,以示公正。而学校在相对的政治压力下,一时安然平静,开始上课。

  至于我,本着勤学苦练的意识,投身于大艺术家的酣梦,课余时便背着画箱,伴着阿唐去后山画风景,或者在教室里帮助她画自画像。不过阿唐在当时的女生中,已显得活跃起来,成为“四大金刚”之一。尤其使我格格不入的是有一伙人整天说着一种令人不解的语言,他们用两个音拼成一个字的语言来说话,说得叽叽喳喳,弄得听的人如入异国蛮荒之境,以此逗人玩乐,他们也曾教我学,但我这村小子实在太笨,学不来,反而觉得这种玩意儿太无聊,太没价值,远不如学好一国外语来得既容易而有意义,于是我和阿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在沅陵这段日子里,还有几桩小事使我终身难忘:

  一、当我初到沅陵时,已身无分文。对江县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是我父亲一手培养的农村子弟,缘此,生活上得到了很多支持,而真正有意思的是那位房东大财主。他非常看重我,乐意借我一具50CM2的大镜子。这对我来说确实非常重要。从此,一连几个钟头,每天晚上坐在床头,用钢笔点画一幅30CM的自画像。有的皱眉头,有的挤眼睛,有的披下长发模拟耶稣的形象,希望自己成为伦勃朗第二。

  二、曾和文铮师一家偕同纪兴师一家远游酉江险滩。那天还有阿唐和老牛(刘鸿逵),老牛是纪兴师称作三剑客之一的达尔大尼央,我们坐小船在激流湍滩中畅游,惊险和欢乐地玩了一整天,可说是我一生中难得放松的假日。

  三、我每天将天亮时,便到江边去读书,然后回到厨房用早餐,而厨房里的一位老师傅待我特好,他总特地为我留一份早餐。有一次当我走进厨房时,他一手一盏碗,迎面交给我,可我意识上老认为碗底里留有洗碗的水渍,接过碗就顺势一撒,没想到这位好心的师傅,却给我特意留下一小撮榨菜,竟糊里糊涂把它撒了一地,真弄得万分尴尬,至今犹忐忑在心。

  四、有一天清晨,我夹着一本法文的希腊神话,扑在江边一块大石上研读。也许由于我长期每天只睡三小时而过度疲劳,也许由于江边的寒风一时挡不了,竟晕厥了过去。幸亏音乐系的一位女同学郭佩芳来江边洗脸时发觉了,把我抢救了过来(因为音乐系同学都想起早抢在非练琴时间占用钢琴)。我从此活到今天,非常感激她的救命之恩,只要我到北京,一定得去看望她一次,以示感恩之情。

  五、有一天晚上,刮起了大风,八点左右,对江的天主堂突然发生了火灾,把整个沅江和夜空照得通红,同学们群集在校门口观望。我一时觉得机会难得,立刻背出画箱,画了一幅一尺见方的小油画,后来黄纪兴先生认为很有纪念意义,把它送给了天主堂的嬷嬷。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目前。

  六、在这时期,我有幸结识了庞熏琹教授。庞先生的夫人丘堤先生也同样热情好客,每当我走进他家的时候,丘堤先生总在厨下做起非常可口的江南点心,在此抗日烽火逃难的日子里,真是难能可贵。当时我把我的作业请庞先生指导,他认为我的铅笔单线速写有极高成就,并为我挑选了二十四张,计划为我联系出版。可惜国难流亡之中,未得如愿。而这几幅速写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美展中,得到了好评。后来在昆明时他并为我介绍向闻家驷教授学习法文,我对此知音之谊,没齿不忘。

  11月,长沙在日军未到前,先来一个焦土政策,一夜之间把长沙烧个精光。于是学校忽匆匆从沅陵搬到贵阳。当时学校包租了十多辆卡车,分批撤走,除了先遣队在贵阳安排天主堂和育婴堂为临时校舍外,其余则女生先行。我因方干民先生在贵阳接洽了一巨幅宣传画的工作,滕校长特许我和闵希文乘第一批女生车辆先行,在贵阳为省党部大礼堂画了一幅高丈二的大幅油画。

  这幅画主题是指定的,要画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英雄形象。于是我把达维画的拿破仑立马远征图反个身,画成蒋介石跃马指挥东进的图像,费了一个月才算完成。

  1939年1月,全校师生先后抵达贵阳,开始上课,但日军的狂轰滥炸,已波及贵阳。2月4日那天下午二时许,大批日机来袭贵阳,为了躲避空袭,我和闵希文背了画箧逃出城去,直上东山,主要原因是东山乃贵阳名胜,没有去过,想一游胜迹,藉以饱览贵阳全景。谁知刚爬上半山,敌机已开始轰炸贵阳市区,一时硝烟弥漫,上冲半天,黄褐色的阴影遮住了整个在燃烧的贵阳。当时我脑子里唯一挂念的是老大哥吴藏石一家。半个小时以后警报解除了,立刻快步奔回市区,幸亏上天保佑,吴藏石全家平安无事,只是他已把箱笼被铺全部搬在院子里,显得一片狼藉。

  一个小时后,市区的大火基本扑灭,我和闵希文才穿过炸毁的市区回育婴堂宿舍,市中心已基本夷为平地。一路上还有几处在焦黑的瓦砾堆里冒出缕缕青烟,烧焦的尸体蜷成一团,随处都有,真是惨不忍睹。要是那时面前出现一个日本鬼子,我肯定会把他杀死,甚至碎尸万段。

吴大羽回校不成

  当时,学校迫于形势,决定迁校昆明。2月底,全校师生分批安抵,暂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及圆通寺为校舍,筹备上课。初,滕校长拟请常书鸿为教务长,而杭州艺专师生持反对意见,滕校长曾向各方征询,方干民先生以为常先生在沅陵时已遭学生反对,如任教务长,必引起麻烦。建议敦聘吴大羽先生返校任教。但吴先生一生清高自许,不易俯允,最好由学生丁善庠先向吴先生征得同意,然后由滕校长亲自去恭请,方能如愿。而滕校长素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前提,立即与方先生拍板成交,决定请方先生为教务长,嘱我前往吴先生寓所征询可否。

  第二天的下午,我即奉命前往小东门城下22号,讲述始末,动员吴先生俯允屈就。吴先生鉴于滕校长如此诚意,为报全校同学切盼之情,当即同意滕校长之请。

  那是星期三的早上,我将吴先生已同意应聘之事向滕校长及方先生阐述了始末。滕校长显得非常高兴,说:“大羽先生的应聘,是学校之福。”当即翻翻案头的日历,嘱我先去向吴先生传话,约定星期六下午二时,由我和方先生陪同滕校长亲自登门恭请。于是我抱着一颗喜出望外的童心,兴高采烈地奔羽师寓所约期。

  星期六很快到,下午一点我赶到滕校长处,准备陪同方干民先生一同去恭请羽师,滕校长一看到我,立刻先开口:

  “啊,今天真不凑巧,吴先生那里不能去了,因为下午临时有极重要事赶办,你先去告诉吴先生一下,约会日期,待另定,好吗?”

  当时我完全信以为真,转身就去羽师家,免得他在家空等。

  “怎么滕校长没来吗?”羽师见我一个人,他笑着问。

  我把滕校长的话如实传达了一遍。

  “回学校的事已经吹了。”羽师平淡地笑笑说。

  “不可能,滕校长只是因为今天下午有事走不脱身,并明明白白说要另约时间来看吴先生的。”

  “你小孩子,不懂,滕校长在此办学,重大的事莫过于请我回校,今天说另有要事,那是推托的借口。”

  我一时懵了,离开羽师家,便立刻奔赴滕校长的办公室,想问个究竟。

  “吴先生见过了吗?”滕校长笑眯眯地问我。那时,我觉得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肚子气正没有出处,大声斥责滕校长利用我在搞花枪。我的五尺肚肠素来不会打拐,闹得双方下了不台,僵持了好一会。

  “善庠,事情搞到这样,我还是把事情的原委跟你说明了吧,希望就此了结。事实上我很希望请吴先生来助我办学的,所以当方先生推举吴先生时,我立刻同意了,我也知道吴先生重道义的性格,所以要你去敦促吴先生来校就教。殊不料前天有些老师对我说吴先生脾气不好,加上你的暴躁性子,二人搞在一起,学校会搞得翻天覆地,不好收场,以我目前的想法,还是乘吴先生没有来校之前暂停进行……”接着,滕校长又说:

  “后来我问方先生,吴先生不来,行吗?方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如果到上海去请关良先生,就不成问题,因为关良先生资格还算老,脾气很随和,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在多方考虑之下,遂决定不请吴先生,希望你体谅我办学的苦心。”

  滕校长的一段话,使我顿时瘫了下来,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里,默不作声。我想滕校长是个热情而又老成的学者,他是不至于耍什么政治花招的,尤其他对我分外看重。当我和闵希文、高冠华等六人在昆明举办捐募寒衣的画展时,还由他的介绍,请交通银行的行长张家璈先生费25元买了我一张小油画《静物花瓶》。后来又为我介绍了于斌大主教,以100元高价买了我一幅油画《大悲爱》。至于方干民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之一,为学严谨,为全校师生所共誉。尤其大家都知道方先生的来校授课,还是吴先生亲自推荐的。凡此种种,无人会相信方先生会出此下策。于是我把这两涩菜一口吞了下去,除了羽师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不过我心里老梗着。

徐梵澄过目不忘

  在昆明这段时间里,还有几桩使我不能忘怀和长期感到内疚的事。

  一、法文教授黄纪兴先生在沅陵离校以后,学校里的法文课就停开了,多亏庞熏琹先生的帮助,为我介绍了西南联大的闻家驷教授,每周两个下午去西南联大听他的法语课。后来,有些同学也想读法文,一共十多人,由叶百玲带头,要我在晚上为他们补习法文,我也真是不识天高地厚,自己还不过是只“三脚猫”,竟斗胆答应了下来,每周两个晚上,每次两小时,为他们补习初级法语,现在想来,真感到羞愧不能自容。

  二、大羽师因滕校长中止返聘,应友人的邀请去大理附近的祥云闲住,临行前为我的纪念册上写了四个大字——“银言金默”——作为临别赠言。这句话真正针对我多言之弊,足以奉为终身的座右铭。如果我能知而行之,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定会少却许多折腾自己的麻烦。只是我天生憨拙,知而不改,苦了我大半辈子,实在有负我恩师的厚望。最后他把已画的六幅小油画交给我,说:

  “这几张画布,你也带回去,上面可以再画,省了制布的麻烦。”

  带回寝室一看,原来是六幅风景,羽师在画面上早用群青涂上几大杠,于是立刻把它清洗掉,恢复原貌,直到抗战胜利,我把它带回宜兴老家,懊恼“文化大革命”来了,全毁了!

  三、徐琥——徐梵澄先生,是个器宇非凡,风度飘逸,与众不同的教师,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子,着中装长袍时,总是两袖过膝,昂然有些隐士风范,着西装时,老喜欢佩戴一条绣花领带,格外显得英俊潇洒。即使住在安江村那般偏僻山村时,还是戴顶灰色小礼帽,要是在路上和同事或同学迎面相遇,不问谁何,一定举起右手,把礼帽向上一提,以示问好。

  据说徐先生是滕校长留德时的老朋友,湖南长沙人,刚到校,他过去的风流韵事,已传遍学校。据说他在出国前已有女友,誓订终身,出国后,与女友鱼雁往还不断。数年后,学成归国,到家后,第一件事便是去拜会女友,家人劝他旅途劳顿,休息两日再去,但他执意不肯,家人见他情真意切阻挡不住,遂将他的那位女友早在数年前已与他人结婚生子的消息告诉他。只是怕他客居德国,受不了如此严重打击,一直瞒着他,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女友,直到他归国前夕,仍然情书不断,只是徐先生一人蒙在鼓里而已。

  当然,徐先生在精神上一时经受不了如此严重的打击,竟把家人推出房门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再也不出房门,并向所有亲友宣告已离人间,闭门读书。直到长沙大火,他的居屋着了火,这才重见天日。滕校长得知他还活着,才劝说他来艺专授课。

  徐先生所授的课程是《文学》,很多同学都很高兴。因为大家知道他对西洋文学造诣很深,并译有世界文学名著尼采(Nietgsche)所著《苏鲁支语录》等书。

  上课了,徐先生挂着两只长袖走进了教室。右手摘下他那顶小礼帽,放在讲台的前沿,然后从左袖笼里摸出一只粉笔盒,开口了:

  “文学的范畴很广,我打算先从《诗经》、《楚辞》这两大体系讲起,然后延伸到汉魏……”

  同学们听了都感到大失所望,认为洋学先生不讲西洋文学,反而来讲国学,岂非学非所用,都呆住了。

  “徐先生,对中文,我们自幼都学过些,我们希望徐先生能给我们讲点子西洋文学好吗?”我耐不住,冲口而出。

  “不,中国文学,渊博精深,西洋文学虽也宏伟,实难与国学相提并论。我们都是中国人,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才是首要……”

  下课以后,我心想《诗经》、《楚辞》,我自幼就读了不少,进行自学已有较好的基础,缺乏的正是西洋文学的知识,徐先生的一席话,令我一肚子懊恼。于是我把下一堂课的内容,到图书馆借了一些有关资料,先自充分准备一下,好掂掂这位洋学先生的国学斤两。从而把这一学期的“文学”课,变成我和徐先生两个人的战场,热闹得不亦乐乎。

  学期结束时,学校已迁至晋宁县的安江村,徐先生出了一个考题:“略论魏晋思想”。限三天后星期六下午四时前缴卷。于是我重读了《三国志》、《晋书》、《晋纪》……连夜写了长达22大页的论文,按时限交给了他。

  星期天早晨,用过早餐,我和闵希文走出餐厅不到50米,迎面和徐先生碰着了。他照例把帽子向上拎一拎,说:

  “你现在有时间吗?如果有的话,愿意伴我到小山上走一回吗?”他这突如其来的建议,真叫人一惊,我也完全没有多想,顺口就说:“好!”于是他回转身带头向小山走去。

  “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看过了,你读过很多书,不错,只可惜不懂得读书的方法。”于是他把我的试卷背一段,评价一段,从头到底,几乎一字不漏地通背了一遍。说实话,我虽然花了三天两夜,找了很多资料写了出来,要我重新默写一遍也办不到,原来徐先生的天禀是过目不忘。就凭这一点,能不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吗?

  那时,我们已走到小山顶上,眺望滇池,更感到心旷神怡,欲说无语。最后,他对我说:“善庠,你有兴趣吗?要是你愿意,从今天起,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到我寝室里来两个小时好吗?”

  “是,从今天晚上起,谢谢徐先生对我的厚爱!”

  就从那天起,我们每个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说古论今,乐不知疲。一星期后,徐先生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工作,他口译,我笔录,翻译一本德文版的木刻史。可惜仅译了三分之一,中途搁笔了。我们都离开了艺专,据说徐先生转到中央大学,主讲《嵇康集》,后到中央研究院。由于徐先生既懂德、法、英、意、拉丁诸国文字,还熟悉希腊和梵文,遂应文化交流之请,奉派印度云云。后来解放了,从此失去了音讯。

安江村学潮

  1939年,昆明承受着日寇频繁的轰炸,11月底,迫于形势,学校奉令疏散,迁至滇池右侧晋宁县的安江村,借村中五座庙宇为校舍,开始正式复课。次年4月,在重庆举办全国美展,我也参加了一幅裸体油画和二十四幅速写。记得当时《中央日报》对我的图画有过一次专题报道,只是把我的名字“庠”字印成了“痒”。展览结束后,我的二十四幅速写总算没有损失,油画已不翼而飞了。谈起这二十四幅速写,原系庞薰琹先生要为我出书的作品,可惜在“文革”期间也都毁了,至今尚引以为憾!

  1940年5月,我和同学凌绍夔、闵希文等创办了《春秋》半月刊。这是在校内墙报形式的刊物,目的是借此园地抒发一些对艺术的观感和揭露一些学校的黑暗面。

  首当其冲的是图书馆藏书。据传图书馆馆员顾良大量盗窃图书珍品,同学为之义愤填膺,一个清晨结队到顾良住所抄查。顾良是和李瑞年同住一屋,当时在他两人住屋里抄出精美图书五六大箩筐,并发现书中好多珍贵图片,已被撕掠,可惜顾良和李瑞年都已逃走。同学们把搜查现场拍了好多幅照片,告到滕校长面前,滕校长为了免得事态扩大,满口答应彻查处理,此事才暂告一段落。

  殊不知正在此时,建筑系主任夏昌世与原北平艺专师生密谋,向滕校长建议废教务主任方干民,以常书鸿代之。方先生得知后,立即与潘天寿先生及学生吴藏石等商议应对之策。吴藏石得知后,立即与其桃园兄弟闵希文和我共商发动学潮,向滕校长要求逐常保方。但我因1939年夏请吴大羽先生回校未果的往事,怵怵在心,不愿过问,当即以毕业在即,不愿招揽是非,婉言拒绝了。

  第二天上午,吴冠中找到我。

  “昨晚见到潘天寿先生,他说过去大家认为丁善庠为人不错,能见义勇为,今天看来,也未必尽然。就以目前的事情来看,方先生来时对他很不差,可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他竟为了自己的一张文凭就撒手不管。我看这个人靠不住,一点义气也不讲,以后还是少接近他为好!我一听,一时摸不着头脑。我想潘先生素来持重敦厚,不妄论是非。因此你得慎重考虑,不然,今后人格有损,便见不得人!”

  吴冠中的一席话,真使我落得个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人格当头,我已无路可退了。

  “那么一起干吧!”说罢,便立即动身,邀集同学,召开大学,选举学生代表,向滕校长请愿。

  与此同时,同学们认为对肇事的夏昌世、常书鸿等人,应先予适当的惩处,好让他们头脑清醒清醒。于是决定当晚八时来到夏昌世住所,他住在一所民房的二楼,楼梯上下和屋子内外,都站满了同学,要他交代逼迫滕校长撤换方干民的阴谋诡计。当然,夏昌世在同学们厉声斥责之下说不出名堂来,正在支吾之间,突然有人把放在桌子中央的一盏美孚油灯吹灭了,顿时喊打之声大振,拳脚交加,莫辨谁何。住在隔壁的常书鸿不知头里,出门想看个究竟,正好被某同学揪住,猛力一推,竟从楼梯口直滚去,幸亏楼梯上多是同学,挡住,没跌到底。尤其常书鸿好像老于此道,当同学揪住他时,先把他那副眼镜捏在手上,免得一起遭殃。

  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在院子里开会,商讨今后进行的方案。正在这时,消息传来,说滕校长的小舅子学校出纳员林丕基已奔向昆明报急。于是会议立即决定派陈明(知道他是当时在校同学中的唯一的共产党员)和我二人快马截回。我和陈明猛追了近30华里,终于无功而返。整个下午全校沉闷得像死的一样,都在等待滕校长的答复。傍晚,天黑以后,一名工友穿过全校,高声通知:“今晚九时正,在校部广场集合,滕校长将对这次学潮公布处理意见,希望同学全体出席!”其实,这时荷枪实弹的昆明保安部队,已电筒四射,如临大敌,包围了整个安江村。

  当同学们到达校部广场时,校部门前已用课桌搭起了一座临时讲台,左右挂起二盏煤气灯,没片刻,全副武装人员便包围了整个会场。九时正,滕校长在几个职员的陪同下,登上了讲台,以最简短的语言,宣读了解除教授方干民的工作,开除学潮主要追随分子吴藏石、丁善庠的学籍,并将事先写好的一张布告挂起,说也奇怪,当时全场竟静得鸦雀无声。

  我和吴冠中并肩站在讲台前的第一排。也许他担心我会高声抗议,把事情搞得更糟更乱,他一面拉着我的手,一面悄悄附耳说:“秀才碰到兵……”连后一句“有理讲不清”都没说出声。

  大会散后,同学们各自回自己的宿舍,一夜平安如常,只是辛苦了武装的保安部队巡逻了一个通宵,学潮看来就结束了。事后,同学们都在议论着,为什么主持这次学潮的学生一个都没有开除,却把吴藏石、丁善庠开除了呢?如果按与方先生关系来看,开除的首先该是闵希文呀!其中道理,一直隐埋了几十年,直到1988年60周年校庆,为了要搞清1940年安江村学潮的实情,派曹增明前往南京档案馆查阅当时档案时,才发现个中原委,他回校后把实情告诉了我:

  “安江村学潮将近高峰时,方干民先生写一封信给您,提醒您要预防学校当局可能动用警方前来镇压,在当时形势下,方先生不便把信直接交给您,于是拜托关良先生转交,但关良先生没有把信交给您,却暗底把信交给了校方。这样,滕校长遂将原信派人送至昆明省府,当天省府便派省保安部队一个连来镇压,结束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学潮。”

  当我听完曹增明这段见闻之后,惊诧无比。因为关良先生在我的印象,是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尤其他之所以能来国立艺专教书,完全是方干民先生倾力推荐的缘故。要不然,凭他的艺术修养和才能,想跨进国立艺专的大门,再二辈子也休想。可是在这学潮的关键时刻,竟干出这样见不得人的事,真叫人难以想象!不,这也许就是所以成为大艺术家的本质!

  学潮结束后的第二天下午,一名工友前来找我:

  “滕校长请你去一趟,马上就去,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行,我马上就来。”我想滕校长到校以来,一直待我想好,应该说是非常好!他这次问也没问我一声,就茫无头绪地开除了我,正要和他评个理,我毫无顾忌地拉开脚步就走。

  “你来了,很好。我希望你对这次的处理能有所理解,因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我是出于不得已的,至于你今后的打算,我给你作了二个安排:一,如果你想继续读书,由学校给你一份转学证书,你可以到中央大学去就读;二,如果你想就此工作,给你一张毕业证书,那是由学校名义发的,就像选科生的毕业证书,另外发你一百元生活补贴,在没有解决就业与转学之前使用。你看如何?”滕校长说这一段话时,我看他非常难受。说完,就把早已准备好的毕业证书、到中大的转学证书和一百元钱亲手递给我,并希望我早日离开安江村,免得引发其他麻烦。

  我流泪了,我并不是因学校开除我而流泪,我是被滕校长这段话感动了。我说:“滕校长的话我明白,谢谢滕校长对我的关怀。”我从滕校长手里接过了文凭、转学证书和一百元钱,心潮如涌,想不出什么可说的,退了出来,决定明天就离开安江村。

  第二天一早,全校同学知道我和吴藏石就要离开安江村了,于是决定在下午四时半举办一次大型聚餐会为我们饯行。傍晚六时我便和吴藏石带着行李,赶到滇池边乘渡轮去昆明。那时碧波无际,月明如洗,心底里却茫然无绪,好像被悬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无去路,后无退路,怎么着?真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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