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赵延年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个阴冷阴冷的早上,我和潘天寿、王德威等三人,被从“牛棚”叫出来,要我们准备一下到外地去接受批斗。

          我们默默地被大卡车载到了不知道的目的地,下车以后才晓得到了嵊县。我们当即被带到大会场后台的一个角落,命令我们在此等开批斗大会.

          由于路上耽搁,此时早已过午,他们去吃饭了,而我们则饥肠辘辘地无人过问。潘先生是古稀之年的人厂,我和老王虽较年轻,却也无法忍受这饥饿之苦,只得硬着头皮去找“造反派”们要饭吃。

     我听到他们的议论:

     “这时候哪里还有吃的买?”

     “喂!去弄几个馒头给他们就行了。”

     “冷的!’

     “冷的,不要紧。”

     我们听了以后心里很犯愁.潘先生午高体弱,我胃不好,冷东西吃下去肯定不舒服,再要批斗,真怕受不了。不料,拿来的竟是两笼热气腾腾的小肉包,还有热开水、送包子来的是一位嵊县青年,态度非但不象那些“造反派”那样凶狠、冷漠,还十分和气。这真使我不敢相信,在那样严峻、恐怖的日子里还有这样的好心人。

          批斗会开始前,有一个人低着头悄悄地进来,坐在我们边上,胁下夹着一个用瓦楞纸卷起的纸卷,一口一口地抽着烟。批斗会快开时,他把纸卷抖开,并用扣在上面的细绳把瓦楞纸板套到自己头上,原来是一块挂在脖子上的“黑牌”,  上面写着打了叉的“嵊县头号定资派”。

          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反动权威”的口号声中开始。倒底为什么要批我们几个,直到批斗开始后,我才从他们的“批判”中听出来。原来,是我们学院“造反派”办的“嵊县画像班”结业,他们是大批判开始,大批判结束。我们就是这造神的祭坛上的祭品。

       嵊县的“批斗风格”与杭州不尽相同,批到谁,谁就得跪下,而且不论批哪一个的“批斗文”,(姑妄称之)到结尾时,一定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锉骨扬灰,永世不得翻身。”(会后,潘老问我,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仇,竟要“锉骨扬灰”,我无言可答。) 批斗大会结束,押着我们四个在大街上游街一圈,结束时已是暮色笼罩、乌云密布的黄昏时分了。

          住的地方在一个小土山上,似乎是什么“戏剧中心”。无床,无被,天气又冷,怎么睡? 还是那位青年人给我们送来盖的,垫的。厚厚的棉被,足以御寒,当我们把铺摊好准备睡觉时,他还特意安慰我们:“不要着急,你们都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将来还是有用的”。

          这一天太象做梦,而且是一场恶梦。但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在这冷酷、无情的“梦境”中,竟会有如此暖人心田的瞬间,实在是出乎意外。

          翌日,天降大雪,公路不通,我们只能在嵊县耽着。批斗会开过了,雪又不止,“造反派”们看我们无事可做,想出点子來,要我们放大自己的“黑画”,供他们出“大批判专栏”。他们耍老王放大他的油画,耍我放大我的那些木刻,要潘老放大他的“秃鹫”。油画和木刻用墨在白报纸上放大,实在是难题,我们只能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潘老的笔墨在白报纸上也同样无法挥毫,但他却还是那样认认真真地画着。我看着他那作画的神态,心中十分难过。“文革”以来,我们这些“牛鬼”被剥夺了画画的权利,从未动过画笔,虽然常想画画,但这是“造反派”们所绝不允许的。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此认真作画,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几天以后,雪渐渐小丁,汽车又可以通行。我们被告知第二天回杭。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身了,仍然是那位青年来送我们。为了还棉被,我和老王各背自己盖的,潘老的棉被由他代背,还用另一只手搀扶着潘老。我们就这样在黑暗中靠地上积雪的反光向小山坡下走去。路又陡又滑,潘老走着走着摔了一跤,幸喜有他一手拉着,没有摔重。到达汽车站后,天还没有大亮,小雪花还继续在乱飘,车站的灯光十分幽暗,朦胧之中我们和他一一握别,当轮到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时,不禁热泪盈眶。

          车开了,他还在雪中向我们招手。

          事情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但这一段经历和其他“文革”中的种种灾难一样,却铭刻在我心中,永远难忘。

          我永远感谢这位青年,不仅因为他的行动,保护过我们,更重要的,实质上是对那场残酷压迫无辜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与对抗。虽然这种行动也是默默的,但从我來说,感受到的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于无声处听惊雷”,使我增加了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深深感到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原载“艺术摇篮.浙江美术学院六十年”,宋忠元主编,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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