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轮横跨赤道时总要举行一个搞笑的仪式。船员装扮成十九世纪加勒比海盗和海神波塞冬。每位头一次从海上穿过赤道的乘客都会收到一张证书，郑重其事地表彰你的旅行伟业。过赤道后太阳的位置就变换了。自己的影子好像老站错了地方。北美的寒冬渐渐离去，南美的初夏迎面而来。我们的目的地是世界最南端的国家之一：智利。
也许你读过两年前我在本栏发表的那篇“遗忘的速度”。说的是我去古巴寻访智利画家万徒勒里（Jose Venturelli ）的一幅壁画，结果失望而归的故事。但我一直并不甘心。这次智利之行就是希望能把断了的线重新串连起来。
跨文化的对话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看似偶然或者个人的行为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万徒勒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1952年他第一次去北京，前后在中国住了十几年。他不仅促使智利成为南美第一个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而且他也是把现代艺术的信息带进当时重门深锁的中国艺术界的使者。
万徒勒里年青时曾当过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的助手。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壁画家。墨西哥和美洲壁画运动是二十世纪文化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西盖罗斯这批人政治上左倾激进，艺术上却兼容并蓄。他们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立场，并不排斥对西欧古典传统和美洲原住民文化的钟爱。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与西方艺术隔绝，只能受到清一色苏俄现实主义方法的训练。客居北京的万徒勒里以自己创作的现身说法，曾为一代中国艺术家打开了另一面窗户，激起过许多人的青春热情。
去年我辗转设法找到了这位已故画家的女儿。她有个中文名字叫“和平”。1951年柏林举行世界青年和平大会时，毕加索和万徒勒里都带了他们怀孕的妻子一起与会。毕加索画的和平鸽那时家喻户晓。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说：如果你们生的是女儿，就该给她们取名“和平鸽（paloma de la paz）”。西班牙文是倒装的。鸽子在先，和平在后。万徒勒里的女儿第二个出生，就得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是安第斯山下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我们坐在市中心万徒勒里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和平用她没忘记的纯正普通话向我们讲述那些陈年旧事。她一岁半就来到中国，童年几乎完全在胡同和大院里度过。听慈祥的保姆唱京剧，带着袖章和红卫兵一起游行。一个智利女孩的日常生活和别的北京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她身边不时会有巨人的身影走动：周恩来、毛泽东、格瓦拉、卡斯特罗、阿连德… …。女儿和他父亲一起，见证了一个时代风云起伏的历史。
1960年代初古巴革命成功不久，格瓦拉请好友万徒勒里到哈瓦那去画壁画，纪念他意外故去的战友，古巴革命领袖之一卡米洛 ·西恩富戈斯（ Camilo Cienfuegos）。画家爬在架子上作画的时候，格瓦拉常来探班。他们都患有哮喘病。休息时两个人坐在一起，先用鼻子吸防止哮喘的药。完了再一人点起一支雪茄，继续吞云吐雾。
1962年万徒勒里回到北京。帅府园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了这幅壁画的照片和素描搞，在艺术界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强烈的革命主题和内容，竟然也能採用构成、变形和象征的现代艺术形式语言，令中国艺术家眼界大开。在一次座谈会上，万徒勒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创作过程和经验。许多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到场聆听。他们在发言中都把万徒勒里视为榜样。呼吁中国画家要为寻找自己的“墙”而呐喊。带了一批学生前来的着名画家张仃在会上十分激动，他说：壁画的力量是巨大的，预言继中国古代辉煌的宗教壁画传统之后，新时代的壁画将再度掀起并发扬光大。 他的那些学生后来还联名向国务院写了一封《复兴中国壁画运动的建议书》。
万徒勒里1988年在北京去世。郁风在纪念他的短文中深情地写道：“当我们都不存在了，他的画也将永远存留在人间。那是用他对祖国、土地和在那里生长的人们的强烈爱恋，用他全身燃烧的愤怒的血液，用拉丁美洲独特的文化传统画出来的画。”
圣诞节前的晚上和平请我们到一家叫“老家”的饭店品尝智利菜。喝一杯“酸皮斯可”，就着海胆和鲍鱼，在本地其实只算家常。节日前餐厅人气很旺。智利一般人长得都挺养眼，小伙英俊，姑娘俏丽。和平告诉我：毛泽东曾多次会见万徒勒里夫妇。有次回来后翻译对她妈妈说，你知道毛主席了说什么吗？他夸你的腿真好！
和平说她父亲在哈瓦那留下两幅壁画仍然存在，还给了我最近拍的图片和详细地址。看来我还非得再去一趟哈瓦那。不过要是没有上次阴错阳差的失败，我就不会来圣地亚哥寻访和平，也听不到这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了。老子曰:“ 祸兮福之所倚”，看来一点都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