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晴
一、“摩登上海”与當代藝術的關系
“摩登上海”一般指1930年代上海輝煌的時期。從上海開埠以來，到了1930年代，上海巳從一個小漁村經過大規模的殖民主義的過程，使之發展成一個令世人矚目的 “東方巴黎”。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文化中心非巴黎莫屬，而從巴黎至上海和巴黎至紐約的海運路程是相仿的，也就是說，當時巴黎文化對紐約的影響和巴黎文化對上海的影響是相等的。因此，我們可以從1930年代的建筑、電影、歌舞、美術、時裝、首飾、咖啡廳、舞廳、酒吧等各個方面來看上海与紐約在接受現代性上是多么的同步与相似。正因為如此，“摩登上海”不僅僅是指生活与文化上秉承著以巴黎為代表的現代性，同時從整個上海的經濟、金融、運輸等方面也順應著現代性的方式与節奏，使得外國人在上海形成了一种租界的生活和文化。這种租界生活和文化是一种特殊現代性在上海發酵的溫床。由于殖民主義的經濟形成和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習慣成為了上海高尚和時尚的象征，因此，無論是在上海的外國人，還是在洋行里工作的中國人共同在這一溫床上添加熱量。又因為中國傳統的正統文化和儒教在上海沒有深厚的底蘊和影響力，這又給上海形成一個開放和自由的區域帶來了可能。如果這一新興的城市的審美和法律都是來自于西方的，那么，特殊的現代性的性格也隨之而形成。与此同時，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宗教的人群在上海共同生活与工作，而各自能尊重各自的民族習慣和宗教信仰。同時，還可以用“洋涇英語”作為基本的語言交流方式，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大大地丰富了上海的生活色彩，不同的生活追求与習慣已融入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漸漸地形成了特殊現代性的精神。而正因為上海具備了特殊現代性的精神与性格，并以此作為溫床的土壤，那么，特殊現代性的文化才能在此土壤上茁壯成長。“摩登上海”的誕生，既緣于這一土壤的滋養，也緣于這特殊的空气和水份，更緣于那些中西結合的浪漫的愛情故事。
經常有人問我，“摩登上海” 与上海當代藝術的關系？“摩登上海”對上海當代藝術是否存在積极的影響？我一直認為“摩登上海”留給二十世紀的上海是一种特殊現代性的精神与性格。由于“摩登上海”造就了上海成為了現代藝術的發祥地和中心地位，無論是第一部電影和第一個美術學校，還是現代文學和現代建筑的中心都在上海產生，這給上海藝術家，甚至是上海市民帶來了無言可喻的自信与气質。如果說，“摩登上海”与上海當代藝術的關系是什么？那么，這种特殊現代性的中心地位而形成的自信和現代文化的气質是血脈相通的。無論二十世紀在上海發生了戰爭，還是“文革”，這种自信与气質作為上海精神的香火仍然嫡傳不息，從劉海粟、顏文樑、林風眠、吳大羽等人物的身上即能清楚地看出難以言表的“摩登精神”与“生活態度”。正是由于這些大師共同生活在上海，因此，他們的“摩登精神与生活態度”無疑也影響著上海几代藝術家的生活的態度与藝術的精神。正因為如此，這种摩登精神与生活態度對當代藝術家的影響是深刻的。今天，上海當代藝術家不限于在藝術風格上秉承“摩登上海”時期的藝術成果，而且在于藝術精神与文化气質上秉承了“摩登上海”的性格。
二、上海當代藝術的現狀与趨勢
從1949年以后，上海的藝術主流是為人民服務，為政治服務。這与中國藝術的命運一樣，形成了一個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時期，這一段歷史是批判“摩登精神”的。因此，摩登的精神、摩登的態度、摩登的自信、摩登的气質被各种“運動”的打擊与圍剿之下，已不可能大鳴大放的表達出來了，只能夠暗藏在內心与血液之中暗流。到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了上海，摩登精神与摩登气質才有复蘇的机會。由于上海人一向小心翼翼，因此1980年代北京、重慶、杭州、南京、武漢、廣州等地轟轟烈烈上演的’85新潮，上海僅僅作出了一個禮貌的回音，沒有主動的出頭露面，沒有成為昔日現代藝術的中心与文化主角。而昔日的藝術主角劉海粟已熱心于十上黃山畫潑墨山水；顏文樑在晚年畫些風景与靜物寫生；林風眠感傷于彩墨畫之后移居香港；吳大羽在小閣樓中畫些不敢簽名的抽象畫又极少示人交流。一代藝術天驕由于歷史与現實的原因，不可能再重演橫空出世的節目了，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在逸筆草草之中臥虎藏龍。
1990年代初期的上海當代藝術在不緊不慢中發展著，不像北京當代藝術那樣生猛，而且擁有89中國現代藝術大展歷史性的事件。盡管如此，上海當代藝術家還是亦步亦趨地走得很穩當。在沒有轟轟烈烈的文化背景之下，無論是藝術探索与實驗，還是藝術交流、藝術傳播、藝術市場等方面都默默地做得有聲有色。這大概成為“摩登上海”歷經大半個世紀之后，特殊現代性所形成的成熟的性格与气質了。 1990年代初期，新生代与政治波普席卷中國藝壇，這兩种藝術現象与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政治与經濟有關，藝術家紛紛以政治來嘲諷政治，用政治來消解政治，用政治來顛覆政治，并以波普的手法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個觀念轉變与觀念撞擊的大時代，人們一下子把高高在上的政治下降到平民化的語調中來描述与調侃。因此，政治波普成了整個社會普遍心理与心態在當代藝術發展中的及時反映。此時的上海，由于不具備北京人自嘲与反諷的性格与習慣，所以沒有新生代性格中客觀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而在政治波普中造就了李山、余友涵、劉大鴻、王子衛這些代表人物。他們分別以上海人的机智与聰明，把政治波普畫得十分賞心悅目，而不是那种火辣辣的政治波普，特別是李山和余友涵創造了一种溫情的政治波普。与此同時宋海東和陳妍音以研究藝術本体為出發點，熱心于“物派”的藝術風格的探索，他們的作品對社會意識和政治問題不感興趣。這兩條線索基本上形成了1990年代初上海當代藝術探索的主脈。在這一段中，最為重要的展覽是在上海教育會堂地下車庫舉行的《車庫藝術展》，此展由宋海東策划，參展藝術家有張培力、耿建翌、倪海峰、孫良、宋海東等等。展覽形式有油畫、攝影、錄像裝置、裝置等。其中張培力的《洗雞》成為他本人及其中國當代錄像藝術中的重要作品。同時，此展的學術品味与藝術追求對上海當代藝術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如果說，1990年代初期還是上海當代藝術乍寒的初春，那么1990年代中期已是春意盎然，到了1990年代后期已是滿園春色關不住的時期了。在這個時期中有《宋海東藝術展》，他用竹和木做裝置作品，用紙上的灰做平面作品，其目的是探索裝置和平面的語言問題。《陳妍音藝術展》是以裝置和錄像裝置來探索女性特殊的感受与經驗。施勇和錢喂康的《形象的兩次態度》則是光与影、質与量，從計量學和物理學等方面進行藝術實驗。《九四時段藝術展》則匯聚了上海裝置藝術家從各個方面的探索。而《猿》展更是集中了一批活躍的青年藝術家的思考与實踐。而《中國藝術文獻展》在華師大的舉行，成為上海引來了全國各地當代藝術的盛會。在此活動中，來自全國各地的藝術家逐漸認識了上海當代藝術的現狀。同時上海當代藝術家也從“文獻展”中了解到全國各地當代藝術的現狀，這是一個极好的相互交流与學習的机會。此時《胡介鳴藝術展》作為上海藝術家的個人展覽引起藝術界的關注。在此以后上海當代藝術就异常活躍了。《裝置：語言的方位》展正好響應了中國藝壇有關“觀念与意義” 的大討論，在藝術實驗上作出了回應。隨后《丁乙藝術展》和《王天德藝術展》也相繼舉行。丁乙以“十示” 系列正式亮相于中國藝壇，并作為上海抽象藝術之一幟。王天德以水墨之“圓”聞名于水墨界，他的“水墨菜單”和“水墨裝置”探索了水墨畫變革的可能性。到了朱其策划的《以藝術的名義》已拓展到一個匯集全國各地裝置藝術家的展覽，此展表明了上海當代藝術發展已趨正常，另一方面再一次展現出“摩登上海”的精神与性格，將上海成為一個藝術交流的平台。隨著緊跟的《超市展》和《晉元路藝術展》，一批更為年輕的藝術家隨之誕生了，他們是楊福東、楊振中、徐震、梁玥等，他們以1990年代后期特有的詼諧与無奈形成了嶄新的特殊現代性，盡管在他們身上再也找不到“摩登上海”的蹤影，可是在他們的作品深處無不映帶著“摩登上海”轉世的余溫。盡管不能再用“風箏不斷線”來作自慰，可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黑客帝國的時代，無處不在的虛擬造成的控制与被控制，似乎正在告別昔日“摩登上海”的美麗与風流，而夾雜著半生不熟的國際語言，一躍成為今日世界藝術潮流中的新寵。
通過十多年的當代藝術不斷升溫，迎來了“2000年上海雙年展”，此展把上海藝術的地位再一次在中國，甚至在亞洲脫穎而出。此展是中國官方第一次主辦的國際性、當代性、學術性的雙年展，它不但再現了“摩登上海”的文化盛景，而且繼89年中國現代藝術大展之后又一次中國藝術歷史的里程碑。如果說中國現代藝術大展是對198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的檢閱与總結。那么“2000上海雙年展”則是將中國當代藝術置于國際藝壇的平台上，爭取獲得文化的判斷權与話語權的展覽。在此基礎上的交流對于中國藝術的自信与气質的再顯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正因為“2000年上海雙年展”的影響力，上海不但成為中國國際藝術交流最大的舞台，而且成為世界所矚目的藝術城市之一。
在慕尼黑美術館舉辦的《摩登上海——上海當代藝術展》中展示的上海藝術家的作品是上海當代藝術的集中反映，是“摩登上海”神話在今天的延續与重釋。丁乙的“十示”系列以黑白單純之色展示出丁乙的執著精神。王天德的“數碼” 系列則用火焰嵌入了中國水墨畫之間，造就了水火相宜的畫面。劉大鴻的《新百多圖》是以市民朴素的目光与語言講述著當代上海老百姓的故事。陳妍音則再一次以玫瑰花瓣作為語言，展示她靈動巧妙的心智与技法。胡介鳴的《西游記》是中國藝術家進入西方藝壇的憧憬和經驗的寫照，他挪用《西游記》的故事重新演釋得令人啼笑皆非。施勇的《QQ》一方面展示了新上海都市樓頂的風貌，從中不僅對城市与建筑缺乏創造性的諷刺，也是對上海建筑繁榮局限性的批評。 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手永遠也擊不破無形的玻璃而沮喪，這大約是新上海人的心病与苦惱。楊福東的《陌生天堂》描述了當代青年在人文失落的都市情境中的表情与心態。楊振中的《輕而易舉》和羅永進的《夜境》則都以象徵大都會精神的建築物作為關注的對象。前者以詼諧的語調与語速加以調侃﹔後者則用獨特的視角來顯現它們的曖昧與冷漠。
當“摩登上海”成為我們怀念的歷史時，上海當代藝術家就顯得特別生動且丰富。他們正以各自的知識背景和藝術個性所形成的藝術風格与藝術語言描繪著黑客帝國時代一种特殊現代性的精神与性格。
2003年11月30日于祥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