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三部曲

2012:遗忘的速度

2012年元旦我是在一万公尺高空中迎来的,而且欢呼了两次。第一次是机长按照哈瓦那时间倒计时。三个小时后他又按温哥华时间倒计时。从加拿大飞到古巴,我们不仅跨过了年度,也穿越了两个世界。 

古巴让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在路上都走得慢悠悠,显然没有赚钱的机会驱赶。货架上只挂着几条瘪肉,店门前的队伍已绕到街边。巴洛克式建筑的昔日华丽,掩不住多年失修的贫陋。绿荫婆娑的街心广场,却多是野狗在无望地觅食。你如果没有过这种经验,趁卡斯特罗还健在,赶快去一趟吧,还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博物馆。

加拿大人在寒冷的冬季纷纷去古巴享受阳光和海风。我倒不想从早到晚在沙滩上晒太阳啜罗姆酒。我去那里有自己的目标,想去找一找曾影响过中国一代艺术家的一件艺术作品。1950年代初,诗人聂鲁达的好友、智利画家万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到北京参加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代表大会,没想到从此就在这里待了十多年。他虽是亚太和会常驻中国的副秘书长,本身却是位职业艺术家。所以在中外交流还很稀罕的年代里,他带给中国艺术家不少外界的信息。1961年万徒勒里应格瓦拉的邀请去哈瓦那创作了一幅大型壁画,纪念意外去世的革命领导人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us)。后来他把壁画稿拿到北京展出,引起美术界的一股壁画热。

袁运甫教授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60年代初当万徒勒里的《西恩富戈斯》壁画稿在帅府园美协展览馆展出时,我们很受震动,张仃先生在座谈会上动情地发言,他预言:壁画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肯定会在我们国家继辉煌的宗教壁画传统之后而再度掀起并发扬光大,但它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壁画形式,墨西哥壁画和万徒勒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然而中国艺术家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这幅壁画的原作。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带着下载壁画图片的IPhone,驱车在哈瓦那蜿蜒起伏的市街寻觅。按照能够找到的资料,对壁画所在地的说法不一。一说是在墨西哥卫生部大厦;一说是在哈瓦那医学礼堂;还有说是在大学医学院的前厅。三者都和医药卫生扯上点关系,想必是以前翻译者们闹的乌龙。但为此我却不得不处处奔波求证。我不会西班牙语,好不容易让出租车司机拉到卫生部,门卫却只是看着IPhoe上的图象发愣。

行前有朋友介绍了一位古巴策展人艾斯皮诺莎(Magaly Espinosa)。我想专业人士应当会有点印象,决定登门造访。Magaly 不会讲英语,但法文、俄文都算流利。我就跟她用俄语寒暄,直到她懂英语的建筑师丈夫回家。他们俩对着图像仔细看了半天,仍然是耸耸肩表示无可奉告。

卡斯特罗、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是古巴革命的“三剑客”。三个帅哥率领一批热血青年,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小岛上揭竿而起,居然让美国后院变了天,十足像一出浪漫煽情的电影桥段。古巴人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名字菲德尔、切和卡米洛。可惜1959年卡米洛被派往邻近的省份平叛,回来的途中飞机失事,就此渺然无踪。切也于1967年命丧玻利维亚。现在哈瓦那何塞·马蒂雕像耸立的革命广场一侧,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两座政府大厦上用粗黑线勾成的切和卡米洛的巨大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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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革命广场,西恩富戈斯巨像,2012

古巴革命如加勒比海上空耀眼眩目的烟花。烟消云散已五十年,时钟却似乎仍然滞留在那一刻。当年海滨豪华的利维拉酒店看来犹如半老徐娘。古董级的卡迪拉克汽车还气喘嘘嘘地蹒跚街头。但是万徒勒里这幅一百平米的壁画却彷佛在城市记忆中消失。我走访了国家美术馆和拉丁美洲文化中心,也蹲在圣弗朗西斯科广场的旧书摊翻找,就是查不到一点有关这张画的图象和信息。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如今似乎被人们完全遗忘。我不禁对历史的无情感到心寒。

1988年,智利政变后移居瑞士的万徒勒里又来到中国。老朋友郁风告诉他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画家希望在晚年为自己青春留驻的中国留下一幅壁画。有关部门已同意在北京二环路上正在施工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大厦中给他一块墙面。万徒勒里对此十分兴奋,与郁风相约一同去看场地和挑选助手。可是不料只过了几天,他就不幸离开人世。他友人幽兰达在电话中告诉郁风:“他平静地睡去了,他如愿地在他的第二故乡安息了。”

一幅壁画在哈瓦那曾经存在,一幅壁画在北京只留梦想。再过几十年之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位热情澎湃的拉美艺术家呢?

(原载《典藏投资》2012年3月号) 


2014:相逢在天涯

邮轮横跨赤道时总要举行一个搞笑的仪式。船员装扮成十九世纪加勒比海盗和海神波塞冬。每位头一次从海上穿过赤道的乘客都会收到一张证书,郑重其事地表彰你的旅行伟业。过赤道后太阳的位置就变换了。自己的影子好像老站错了地方。北美的寒冬渐渐离去,南美的初夏迎面而来。我们的目的地是世界最南端的国家之一:智利。

也许你读过两年前我在本栏发表的那篇“遗忘的速度”。说的是我去古巴寻访智利画家万徒勒里的一幅壁画,结果失望而归的故事。但我一直并不甘心。这次智利之行就是希望能把断了的线重新串连起来。

跨文化的对话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看似偶然或者个人的行为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万徒勒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1952年他第一次去北京,前后在中国住了十几年。他不仅促使智利成为南美第一个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而且他也是把现代艺术的信息带进当时重门深锁的中国艺术界的使者。

万徒勒里年青时曾当过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的助手。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壁画家。墨西哥和美洲壁画运动是二十世纪文化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西盖罗斯这批人政治上左倾激进,艺术上却兼容并蓄。他们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立场,并不排斥对西欧古典传统和美洲原住民文化的钟爱。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与西方艺术隔绝,只能受到清一色苏联现实主义方法的训练。客居北京的万徒勒里以自己创作的现身说法,曾为一代中国艺术家打开了另一面窗户,激起过许多人的青春热情。

不久前我辗转设法找到了这位已故画家的女儿。她有个中文名字叫“和平”。1951年柏林举行世界青年和平大会时,毕加索和万徒勒里都带了他们怀孕的妻子一起与会。毕加索画的和平鸽那时家喻户晓。他们共同的好友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说:如果你们生的是女儿,就该给她们取名paloma de la paz(和平鸽)”。西班牙文是倒装的。鸽子在先,和平在后。万徒勒里的女儿第二个出生,就得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是安第斯山下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我们坐在市中心万徒勒里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和平用她没忘记的纯正普通话向我们讲述那些陈年旧事。她一岁半就来到中国,童年几乎完全在胡同和大院里度过。听慈祥的保姆唱京剧,带着袖章和红卫兵一起游行。一个智利女孩的日常生活和别的北京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她身边不时会有巨人的身影走动:周恩来、毛泽东、格瓦拉、卡斯特罗、阿连德… …。女儿和他父亲一起,见证了一个时代风云起伏的历史。

1960年代初古巴革命成功不久,格瓦拉请好友万徒勒里到哈瓦那去画壁画,纪念他意外故去的战友,古巴革命领袖之一西恩富戈斯。画家爬在架子上作画的时候,格瓦拉常来探班。他们都患有哮喘病。休息时两个人坐在一起,万徒勒里拿出从伦敦买来的防哮喘喷剂。两人先吸几口,完了再一人点起一支雪茄,继续吞云吐雾。

1962年万徒勒里回到北京。帅府园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了这幅壁画的照片和素描搞,在艺术界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强烈的革命主题和内容,竟然也能採用构成、变形和象征的现代艺术形式语言,令中国艺术家眼界大开。在一次座谈会上,万徒勒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创作过程和经验。许多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到场聆听。他们在发言中都把万徒勒里视为榜样。呼吁中国画家要为寻找自己的“墙”而呐喊。带了一批学生前来的着名画家张仃在会上十分激动,他说:壁画的力量是巨大的,预言继中国古代辉煌的宗教壁画传统之后,新时代的壁画将再度掀起并发扬光大。 他的那些学生后来还联名向国务院写了一封《复兴中国壁画运动的建议书》。

万徒勒里1988年在北京去世。郁风在纪念他的短文中深情地写道:“当我们都不存在了,他的画也将永远存留在人间。那是用他对祖国、土地和在那里生长的人们的强烈爱恋,用他全身燃烧的愤怒的血液,用拉丁美洲独特的文化传统画出来的画。”

圣诞节前的晚上和平请我们到一家叫“老家”的饭店品尝智利菜。喝一杯“酸皮斯可”,就着海胆和鲍鱼,在本地其实只算家常。节日前餐厅人气很旺。智利一般人长得都挺养眼,小伙英俊,姑娘俏丽。和平告诉我:毛泽东曾多次会见万徒勒里夫妇。有次回来后他妈妈问翻译为什么有句话没有译,翻译说主席夸你的腿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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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和女儿Malva与笔者,2014

和平说她父亲在哈瓦那创作的两幅壁画仍然存在,还给了我最近拍的图片和详细地址。看来我还非得再去一趟哈瓦那。不过要是没有上次阴错阳差的失败,我就不会来圣地亚哥寻访和平,也听不到这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了。老子曰:“ 祸兮福之所倚”,看来一点都不错呢。

(原载《典藏投资》2014年2月号)


2016:永远的卡米洛

四年前头一次到哈瓦那,顺便找一找从年轻时就想看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的壁画《西恩富戈斯》,那个名字在我脑海中盘旋了半个多世纪。直觉把我带到23街上国家卫生部大楼,但被门卫挡住。他勉强让我走上楼梯张望了一眼。其实再往前走一步,就能看到会议大厅中的壁画了,命中注定我却要再等四年多才能走近那一步。

这次重返古巴是有备而来。先联络了哈瓦那本地策展人哈凯·卡列拉(Raquel Carrera)提前与卫生部打交道,取得部长特许进入的签字;又请在杭州读博的墨西哥学者雨嫣(Marisol Villela)来给我们当翻译。好友李丹(Don Li-Leger)也携带全套摄影装备前来助阵。我们特别选择在市中心的哈瓦那自由酒店订房。因为万徒勒里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画的另一幅壁画就在这所酒店中。

1958年这座原名哈瓦那希尔顿的酒店建成不久,起义军就入了城,将最早的指挥部设在这里。年久失修的大厅墙上陈列着一些泛黄的老照片,还能唤起激情年代的回忆和幻想。革命成功后,年方26岁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他想必就在这些房间里运筹帷幄,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卡米洛是位革命的悲剧人物。他年轻时喜欢艺术,进入了亚历杭德罗美术学校,却因付不出学费而缀学。几次到美国打黑工,都被遣返出境。后来在墨西哥认识了正为革命招兵买马的卡斯特罗。1956年起义战士乘著名的格拉玛号跨海登陆,船上最后仅能挤上一人。卡米洛体重最轻。命运就选中了他。

卡米洛英勇善战,而个性却幽默温和。它曾告诫战友,如果虐待被俘的政府军,就把自己降低到了敌人的水平。这种人道态度当然会为某些过激的革命者所不容。有人怀疑卡米洛有反共倾向,不过格瓦拉倒一直为他辩护。

1959年秋中部卡马圭省的司令员马杜斯因政见不同向卡斯特罗提出辞呈。卡米洛被派去处理危机。虽然他俩曾是亲密战友,卡米洛还是毅然将他逮捕。但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卡米洛回程的飞机在弗罗里达海峡上空失去了踪影。经过几天的无效搜索,政府终于公开宣布这位革命领袖意外丧生的噩耗。

卡米洛扑朔迷离的消失是古巴革命胜利的狂欢中的第一声警号。几年后格瓦拉主动放弃古巴国籍,投身于玻利维亚的丛林沼泽中,最后死于非命。历史上无数次革命都曾留下一些不可解之谜,古巴也不例外。虽然卡米洛和切的名字与菲德尔并列,作为古巴革命三巨头,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纪念柱上。

《西恩富戈斯》这幅壁画就是万徒勒里应格瓦拉的邀请来哈瓦那创作的。切和他的妻子阿蕾达(Aleida March)曾在1961年访问中国。很可能他们在北京相遇时就已谈妥。万徒勒里的另一位朋友壁画家苏亚雷斯(Orlando Suarez)具体承办这事。他找了一位年轻的本地画家给万徒勒里当助手。

我对Google一向有好感。我相信只要你知道如何用它,它什么都会告诉你。在云端上那瞬息万变的寻搜,对我这个科盲来说几乎是一种神迹。我偶然将万徒勒里的名字和哈瓦那希尔顿排在一起,贸然跳出了一个陌生的人名:胡安·莫雷拉(Juan Moreira)。他就是万徒勒里当年的助手。

有了姓名再作人肉搜索就轻而易举了。很快我就查出莫雷拉依然健在,而且仍住在哈瓦那。他的作品也常在纽约和芝加哥的画廊中出现。巧的是我们竟出生在同一年。我立刻拿定主意,侭早去古巴给这位同龄人做一次视频访谈。在UBC大学执教的古巴教授托内尔(Tonel)很快帮我搭上了线。

当我们来到莫雷拉长满红花的庭院中。我难以相信这个一直仿佛是虚拟的故事终于落入了现实世界。胡安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只是打格子上稿。勾线着色都是万徒勒里亲力亲为。患有哮喘和肺病的艺术家整天在梯子上爬上爬下不嫌累。从卫生部大楼到他住的希尔顿酒店只有几百公尺,回去的路上他却要停下几次歇口气。

万徒勒里壁画《西恩富戈斯》,1961-62年作

我们终于站在这幅魂牵梦绕的壁画面前。半个世纪前涂的颜色看不出什么褪变,真实比例的尺寸将形象的震撼力增加许多倍。在画面的左方,万徒勒里把自己画成一个躺在地上的伤员。格瓦拉和一位女游击队员俯身照顾着他。艺术家一直是拉丁美洲武装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愿意在自己描绘的世界中,毫不犹豫地为革命流血。

清俊美髯的卡米洛带领着一群战士走向 迎接他们的拉美农民、矿工和妇女。这个形象可以与世界美术史长廊中任何不朽的人物相比拟。卡米洛的一生虽然短促如流星,却在万徒勒里的笔下获得了永生。走近壁画我们才意识到它是画在一面波状弧形的墙上。侧面看去画中的人物更像巨神般宏伟。我们都静默无言。过一会同行的张培力对耿建翌说:“老耿,我们也来画壁画吧!”

据说有一种APP,你将它装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就会在日常平凡的景象上看到肉眼见不到的东西。第二次来哈瓦那,我们就像是装备了这种应用程式。上次没有能寻觅到的历史人物,突然一个个都在这个色彩斑斕的城市中复活了。就在这几道街区之间,我们与卡米洛、切和万徒勒里不断相遇。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有血有肉。犹如置身于伍迪·艾伦电影的古巴版中,今天我们都成了“午夜哈瓦那”的一个幸运角色。

我一直迷信一个規律:只要你到过一个地方,就好像脚上被牵了一条线,必定会拉你再来。它被我这辈子无数次的的经历所证实。美丽的哈瓦那,我肯定还要再回来。只是希望你的色彩和热情不要太快消失。

2016年7月完稿于哈瓦那——温哥华途中)

shengtian zheng ©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