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Essays 

父亲节的肖像

IMG_0957

前年我在北京,爱康的妹妹告诉我:长沙老家的政府要给她父亲陳康白建个纪念馆,找子女提供一些遗物和照片。她翻箱倒柜意外找出一张油画肖像,问是不是我画的? 

这张早已忘却的画翻腾出许多回忆。五十年前我和爱康结婚时,岳父还在狱中。文革刚开始红卫兵抄家拿走他从未中断的日记,发现其中有一些对毛主席的评议,就将他投入了功德林监狱。爱康问我在不在意她爸爸的“反革命”身份。我说反右时我父亲早戴上了这顶帽子,彼此彼此。1972年岳父释放后,暂时来杭州我们宿舍中住过一段,应该就是那时画了这张像。

岳父一手捋着白胡子,一手摸着小外孙女的脑袋,陆陆续续讲过许多旧事。他早年进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和毛主席先后同学。他们共同的老师徐特立很眷顾他。毕业后推荐他去厦门大学深造。岳父专攻化学,先后在厦大、浙大、北大任教。后来得到一位德国专家的欣赏,被聘请到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去做研究和交流。在德国住了四、五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岳父漂洋过海投身抱国。又是徐特立极力鼓动他去延安,成了延安最早的一位“海归”科学家。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接见他表示欢迎。岳父全身心投入筹建了共产党旗下第一所高等院校延安自然科学院,担任过副院长和院长。叶选平、李鹏、曾庆红等都是那时的学生。作为科学家,他筹办了边区第一届工业博览会,推动陕北工业的初创和发展。例如改善製盐工艺,把当地盐产量翻了几倍。他告诉我们,中共举行七大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也是他设计的。前些年我有机会去延安,看到那幢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还真带有包豪斯的风格。

关紫兰与关良

IMG 0264 2

       陈丹青说关紫兰是“绝代佳人”。我告诉他我见过关紫兰。他大为惊讶,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写下来。

        想下笔又觉得没有多少好写。久远的事记不清,拼命回忆往往就把想象当事实了。这是人们常犯的错误。我真不记得当年在关紫兰家里看到什么,说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就是这位女子抹了香水。文革十年间,我闻到香水味只有这一次,所以不会忘记。

        文革初期的硝烟散后,浙江美术学院由造反派掌权,改名工农兵美术大学。其实学校并没有工农兵招进来,也不曾上课。校内还是原来的教师和未毕业的学生,大家天天坐在一起“政治学习”。大约从1968下半年起,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叫做“清理阶级队伍”。头头们又兴奋起来,排着队一个个选出该审查的对象,当然大多都是教授和老干部,因为他们历史比较复杂。其实从文革开始这一代人就没少吃过苦头。我记得系里的老先生颜文樑、方幹民、关良、林达川等曾被关在一间教室里围坐着写交代。有个造反派小将在他们背后来回遛步。他看到哪个人不顺眼时,就把一个图钉猛丁地按到他脖子上,那老人还不敢叫。黎冰鸿副院长可能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被勒令起来罚站。小将的厚皮靴狠狠踩到他的脚背上,能听到骨裂的声音。

        我虽然一直受到造反派的批判监督,但身世还算清楚,这次侥幸没轮到当靶子。有的“专案组”忙碌时还不时叫我去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有天一位姓李的学生突然提出要我跟他出差上海去“外调”。“外调”就像现在网上的“人肉搜索”,那时要靠两条腿,到全国各地去寻找线索、查核材料。…

莉娜和阿图罗

IMG 6386

       过了新年雪还是下个不停。去墨西哥的行程一再延迟,最后终于订了4月20日的机票。行前让人联系艺术家阿图罗·布斯托斯(Arturo Bustos),说我们要去拜访。不料噩耗传来:他已于4月7日去世了。就差这么几天。

        到达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布斯托斯家一直没人接,决定直接找上门去。现在正是藍花楹盛开的季节。原来色彩斑斓的街道又涂上一抹一抹的紫,这个古老城市便愈加显得多姿。布斯托斯住在土红色的庭院里。五百年前,入侵新大陆的首领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盖了这所房子,送给他的压寨夫人马林青(Malintzin)。西班牙人叫她唐娜马丽娜(Dona Marina)。历史上她的身份和作用充满争议:受害人、情妇、卖国贼、幕后的统治者、甚至国母。这位土著美女的故事比弗里达·卡洛更神奇。弗里达的故居也在科约阿坎(Coyoacan)这一带,原意是“土狼出没之地”。

        我按了几下门口的对讲机,回答的正是布斯托斯的夫人莉娜(Rina Lazo)。她很高兴我们到访,但说二十分钟后才能见客。恰好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打Uber到附近拥挤不堪的市场,买一束春天的百合花送给她。

         我最早见到布斯托斯夫妇是1982年。我应邀去洛杉矶开会,决定乘机去一趟墨西哥 。这个国家是我自年少以来的梦境。我考取出国进修时本来想去墨西哥,还请在墨西哥大学进修的一位远亲俞成仁帮我联系院校。只是那时国内找不到地方学西班牙语,教育部就没同意。…

哈瓦那三部曲

2012:遗忘的速度

2012年元旦我是在一万公尺高空中迎来的,而且欢呼了两次。第一次是机长按照哈瓦那时间倒计时。三个小时后他又按温哥华时间倒计时。从加拿大飞到古巴,我们不仅跨过了年度,也穿越了两个世界。 

古巴让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在路上都走得慢悠悠,显然没有赚钱的机会驱赶。货架上只挂着几条瘪肉,店门前的队伍已绕到街边。巴洛克式建筑的昔日华丽,掩不住多年失修的贫陋。绿荫婆娑的街心广场,却多是野狗在无望地觅食。你如果没有过这种经验,趁卡斯特罗还健在,赶快去一趟吧,还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博物馆。

加拿大人在寒冷的冬季纷纷去古巴享受阳光和海风。我倒不想从早到晚在沙滩上晒太阳啜罗姆酒。我去那里有自己的目标,想去找一找曾影响过中国一代艺术家的一件艺术作品。1950年代初,诗人聂鲁达的好友、智利画家万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到北京参加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代表大会,没想到从此就在这里待了十多年。他虽是亚太和会常驻中国的副秘书长,本身却是位职业艺术家。所以在中外交流还很稀罕的年代里,他带给中国艺术家不少外界的信息。1961年万徒勒里应格瓦拉的邀请去哈瓦那创作了一幅大型壁画,纪念意外去世的革命领导人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us)。后来他把壁画稿拿到北京展出,引起美术界的一股壁画热。

袁运甫教授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60年代初当万徒勒里的《西恩富戈斯》壁画稿在帅府园美协展览馆展出时,我们很受震动,张仃先生在座谈会上动情地发言,他预言:壁画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肯定会在我们国家继辉煌的宗教壁画传统之后而再度掀起并发扬光大,但它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壁画形式,墨西哥壁画和万徒勒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两位你不能不知道的纽约女士


月初去纽约华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参加一场1967年中国纪录片的放映并与杜柏贞(Jane DeBevoise)对话。正值文革五十周年,热门主题引得門票售罄。主持活动的美光(Megan Connolly)对我说:你大概纽约人缘不错,都来电话说是你朋友要留位。

在众多友人中,我最高兴地是见到了华敏臻(Michelle Vosper)和柯珠恩(Joan Cohen)两位女士。我们相识都已三十多年,一同见证了中国从闭塞到开放、从贫困到繁荣的变化,更都亲身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两位女士虽然已退休,但仍神采奕然、记忆清晰。我对Michelle说:一切都是从你开始的吧,她不禁哑然而笑。

我第一次见到Michelle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她刚就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Asian Art Council,簡稱ACC)驻香港的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渊源悠久。他们赞助的协和医院在中国跨越了几个朝代。亚洲文化协会前身是約翰 ‧ 洛克菲勒三世於1963年創立的亞洲文化计划。1980年後成為獨立運作的亞洲文化協会,设总部于紐約。香港是他们在亞洲的建立的第一个分会。Michelle主持此机构工作达26年之久。

ACC的宗旨是给亞洲各国最有潜力的青年文化艺术工作者提供和安排到美国进修、考察与交流的机会。在上个世纪末期,由于亚洲地区经济还相对落后,艺术家和学者很难找到需要的经费和关系出国学习。…

又见威尼斯

转机是旅行的劫数。这次在䝉特利尔航班临时取消,被塞进假日酒店胡乱往了一晩。第二天到达马可波机场时,已过午夜时分。突来的一场暴风骤雨,将罗马广场冲得既乾淨又冷清,连一艘水上出租都找不了,只有李磊头像的海报在码头问候我们。乘交通船到Rialto,我们拖着行李箱摸进一条条黝黑的小巷,跨过几座狭窄的石桥,几乎无望时才找到那家订好的旅馆。

三十二年前我一个人在欧洲旅行,最响往的目的地就是威尼斯。她是所有艺术家的梦中情人。我们从拜伦和普鲁斯特的文字中认识她,从丁托莱托和提香的色彩中幻想她。在我们心目中,她犹如升起在亚得里亚海波中的美人鱼,清新、雅緻、神秘而又圣洁。那是个萧瑟的秋天。虽然绿园中没有双年展,我坐在湿淋淋的广场石柱旁与鸽子作伴,似乎也已心满意足。第一次总是令人难忘。

记不清此后我来过威尼斯多少回。初窥绝色的兴奋早已淡去,但这个水城还是让人兴緻勃勃。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我和蔡国强一起来查看场地。黑胡子的策展人史泽曼(Harald Szeemann)带我们走进军火库最远端的几间仓库。髒腻腻的大油筒挤满阴冷得像窰洞一般的空间,不能想像这里如何能安放作品。中国艺术那时还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个场地似乎就是最好的注脚。不过老蔡毫不气馁。他带领几位国内来的雕塑家精心製作了《威尼斯收租院》,居然蠃得那一届的大奖,也激活了这一片废弃的仓库。后来中国馆进入双年展就一直沿用在老地方。不过今年邀请了大牌库哈斯设计改建,面貎要清爽许多。…

蛇的名字叫做“砯”


温哥华艺术界也有个“奥斯卡”。每年四月春夏之交,在着名建筑家埃利克森设计的巍峨的法院大堂中,颁发当年获奖的艺术家、策展人和终身成就奖。今年被评出的本省优秀策展人是凯特·瑞默(Cate Rimmer)。她现在担任艾米莉卡艺术和设计大学斯科特画廊(Charles Scott Gallery)的总监。十七年前我就认识她 。

十七年前温哥华不如今天这般热闹,但尼尔逊大街上我主持的Art Beatus画廊(精艺轩)是城中艺术爱好者最佳去处之一。我们不仅推出许多两岸三地的华人艺术家,也办过巴斯奇亚(Jean-Michel Basquiat)和激浪派的个展。1998年我和加拿大艺术家卜汉克( Hank Bull)、及一位上海来的研究生夏蔚共同策划了一项大规模的艺术活动,发动全市许多美术馆画廊先后举办了十三个展览,来介绍正日益引人关注的中国近现代艺术。

年前卜汉克头一次去中国,回来后十分兴奋,就与我商量一起做这件事。我们觉得中国地域广阔,决定先聚焦长江三角洲一带。卜汉克可能旅行时受过苏州人张晴的忽悠,提议把活动命名“New Wu ”(新吴)。我暗想老外毕竟不懂中国历史,连吴越之争都没听到过。就说不如叫“江南”吧,一来这个词约定俗成,二来翻成英文“ South of Yangtze River”也一目了然。

展览的重头戏之一是徐冰和黄永砯在Art Beatus 的装置展。徐冰那时刚推出《新英文教室》,让我们打造一批课堂桌椅不是什么难事。…

里维拉来过中国吗?

温哥华年年都有个墨西哥节。今年的主题之一是幻梦般美丽的古城瓜纳华托(Guanajuato)。那也是狄戈 · 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的故乡。所以墨西哥总领事馆邀我在塞蒙菲沙大学做一个关于他的演讲。

多数人知道里维拉这个名字,都来自2002年那部好莱坞电影《芙里达》(Frida)。可惜电影中的里维拉只是个不讨人喜欢的配角。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位风流不羁的大块头却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在墨西哥和美国创作了无数室内外壁画。无论是规模、质量和对后世的影响,都堪与文艺复兴时的米开朗基罗媲美。

我讲演中讨论的问题之一是:里维拉来过中国吗?多年来一直传说不断,但始终找不到确切证据。

中央美院邢啸声教授1988年在马德里见过墨西哥艺术家塔马约(Rufino Tamayo,1899﹣1991)。在他2003年出版的《寻梦墨西哥》一书中,回忆塔马约告诉他:里维拉1950年曾“访问中国,到北京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塔马约的记忆显然有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这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国际大会,有37个国家的404位代表和观察员参加。墨西哥代表团中确实有一位艺术家。但不是里维拉,而是他在壁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圭雷洛(Xavier Guerrero)。他参与过里维拉许多重要作品,如墨西哥城教育部、恰冰戈农业学校等的壁画创作。

大会期间,中国美协为圭雷洛以及另外两位来自拉美的艺术家开了个展览会。…

巧遇开普敦

searle 01a

我们到南非纯粹是去玩。这个曼德拉的国度既遥远又陌生,从加拿大要飞一条由西北向东南的斜线,穿越大半个地球。那年友人罗娅热情相邀去过个炎热的圣诞节。我们就毫不犹豫踏上了行程。

开普敦无疑是世界上最能令人入迷的城市之一。平如天台的桌山犹似鳯冠,湛蓝的大海就像拖迆无尽的裙袍,裹着这个城市丰腴多姿的躯体。市街上的人流肤色杂陈、装扮各异、却又如此从容自得。他们都有各自的风采和忙碌,也必有各自的精彩故事。

几天下来,我们去罗本岛瞻仰了曼德拉被关二十年的牢狱,到帕尔山谷的酒庄品过独特的霞多丽,也在维多利亚湾饱尝了鲜美的贻贝和鲍鱼。还有一个必去之地自然就是好望角了。其实好望角只是非洲西南的一处海岬,并非一般所说的大陆最南端,在那里看不到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拥抱。但到此地一游之后,大家还是心满意足。

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周末下午,我们的汽车沿着海滨公路往回开。越接近开普敦交通就越拥堵。想必人们倾城而出,全都来到海边享受南半球的夏日阳光。穿过一个度假小镇时,路上已基本上变成了“泊车场”。我们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前边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

左边公路旁是一片耀眼的白沙滩。放眼看去不少晒得黝黑的人体和五颜六色的阳伞。正当我们羡妒地望着窗外时,面前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突然打灯表示要离开。“赶快占上他的位置!”我对司机建议,大家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凭空掉下一个难得的车位,我们也就乐得在这连名字也叫不上的小镇歇息一会儿。我和同行的朋友下车舒了舒筋骨,跨过路边的低栏,直接从沙滩往海边走去。

左派艺术家

dcc6c239f7fc47c


去年杭州全山石藝術中心開幕,在陳列著許多俄羅斯和歐洲古典繪畫的展廳中,一幅不大的油畫卻讓我駐步。畫家的名字叫雷納多·古圖索。(左圖)

頭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時我還是個愚頑少年。我的啟蒙老師王琦那時剛從香港來到上海,回到育才學校當美術組主任。他以前在上海美專時就學法語,抗戰時也與歐美人士常有聯絡,對西方文化比較熟悉。他給我們講歐洲現代藝術,屢屢提到三個藝術家的名字:古圖索、福熱龍和達斯利茨基。[1] 王琦先生晚年當上了全國美協主席,但我至今沒有忘記他用濃重川音說出的這三個名字。

1949年以後大陸對西方世界幾乎完全閉門,更不可能有任何雙向的文化交往。但出於政治和外交上“國際主義”的需要及一些偶然原因,也有極少數外國藝術家被破格介紹到中國。但他們必須是「政治正確」的左派,擁護東方社會主義陣營。而上述這三位在本國都是響噹噹的共產黨員。   

古圖索從年青時起就積極參與政治,後來被選為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從二戰時期以來,他的作品大多表現對戰爭和邪惡勢力的痛恨,以及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在藝術風格上,有人把古圖索歸入表現主義或立體主義,或者將他與同時代的意大利電影學派一樣稱為「新現實主義」。古圖索所作《佔領西西里島的未開墾土地》等大幅油畫曾連續在1952、1954和1956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將他的名聲傳到了義大利國界之外。     

                                         古图索             街头聚会(油画)



shengtian zheng ©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