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主义”

金秋时节,全国美展油画展区在西子湖畔揭幕。中国美院近水楼台,同时也办了个展览《我们在绘画中:中国油画国美之路》和学术论坛,探讨当代油画的发展轨迹。我是老“国美人”,自然在应邀之列。

谈到此题,不由想起2000年我带领一批国际策展人访问杭州时,许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的话。他认为当下的中国艺术实践实际上有三部分;除了官方支持的主流派和具前卫色彩的当代艺术家群以外,还有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当时对此观点并未充分展开讨论,但多年来我却一直念念不忘。

2011年斯洛文尼亚摄影家贝兹杰克(Roman Bezjak)将他五年来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拍摄的一些建筑照片集册出版,取了个醒目的标题:《社会主义现代主义》[1]。从东德的德累斯顿到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爱沙尼亚的塔林。摄影家镜头下这些具有现代风格的楼宇、桥梁或纪念碑大都建于1950至1980年间,今天面对着即将拆毁消失的威胁。上月我刚去过波罗岸海静怡简朴的小城塔林。在耸立的层层教堂塔尖后面,还能看到不少苏维埃时期建起的方块楼房。

“社会主义现代主义”这个名词我们听来有点拗口,其实许多研究东欧文化的学者已经使用多年。冷战时期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东西欧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上壁垒森严,势同水火,但是它们的文化背景原来是相同的。二十世纪艺术上出现的现代主义风格,并没有因为东欧国家政体的改变和意识形态的更换,而在一夜之间消失。许多东欧艺术家可能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和价值,但他们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没有太大改变。这就给学术上界定带来了麻烦。你既不能把他们仍归入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也不能说成是东方阵营的现实主义。

学术界曾出现过“Sober Modernism”这个名词。 英文“Sober”表示戒酒不沾的状态。所以我们或可译为“清醒的现代主义”。在讨论东欧国家、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和东德艺术时,有的学者就使用过这个名词。我想这倒不是指责其他现代主义者众人皆醉,而是要符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艺术必须健康严肃的的“政治正确性”。

近年来越来越常见人们采用“社会主义现代主义”这个说法,可能因为它更为清楚直白。哥伦比亚大学的西尔弗伯格(Laura Silverberg)在一篇讨论前东德艺术的文章中如此描述:“这些社会主义者将现代主义技巧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结合的努力,打破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参与共事与持不同政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分界。”[2]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政府和主流艺术界都全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挑选美术学生中的精英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留学,还专门请来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和雕塑家克林杜霍夫在中国开班授课。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文化交往,也有少数青年人被小心翼翼地选派往东欧留学。例如去捷克斯洛伐克的罗贻、去东德的李德鸿、梁运清和舒传熹等。他们带回来的经验与方法,自然与留苏学生有很大不同。1962年,更有一位罗马尼亚画家博巴(Eugen Popa)根据中罗两国的文化合作协定来到杭州浙江美院任教两年。博巴传承的是欧洲从后期印象派到表现主义一脉的绘画语言。为了减弱他带来的现代主义影响,校领导专门指派了一位政治上可靠的教授,每晚下课后来班上给学员“消毒”。

博巴、舒传熹和梁运清在六十年代中国艺坛上都相当引人注目。他们的许多学生也都继续尝试和摸索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竟相同的艺术风格。当时曾用“罗派”、“德派”来称呼这个群体,以与提倡写实的“苏派”相区别,但却刻意避开“现代主义”这个被视若禁脔的名词。

其实现代主义自三十年代由西方介绍到中国,虽然在1949年后遭到批判围剿,例如在杭州推行的“批判新派画”运动,但也并不能说完全绝迹。老一辈画家如林风眠、倪贻德、关良仍长时期保持着他们的原有画风。有些不甘平庸的艺术家也在寻求突破千篇一律现实主义模式的道路。我的老师董希文在中央美术学院第三画室的教学大纲中就明确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原则,而且鼓励学生去研究国外一些并不能纳入现实主义范畴的左派艺术家作品。例如意大利的共产党画家古图索(Renato Guttuso)和墨西哥壁画三杰等。

说起墨西哥,就更证实了我们对这个问题探讨的必要性。1950年代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展开了与“不结盟国家”合作的外交路线,试图在冷战的两个霸主的阴影下另辟天地,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成为积极的战略。1956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大型的墨西哥画展。墨西哥艺术家试图将现代主义与民族民间文化相结合的努力给中国同行很大的启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艺术学子们看展览后欢欣欣激动、奔相传告的情景。墨西哥艺术家西盖罗斯同年来访时,在北京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界应该创造这个时代的新的艺术,…这种艺术需要吸收前人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现代西方各种流派的优秀成果。”[3]

西盖罗斯曾是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他说的话当时官方不便公开反驳,但在中国艺术家中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几代人对社会主义艺术形式的思考。文革后的第一波当代艺术运动,就是以北京首都机场壁画为标志的。以张仃为首的艺术家群,包括袁运生、袁运甫、肖惠祥、李化吉、刘秉江等人的创作,可以说是二十年前西盖罗斯的新艺术主张一次迟来的实践。

对前东欧国家艺术的讨论方兴未艾,也许我们今天也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历史。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是否也有一种可被称作“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现象呢?


[1] Roman Bezjak: Socialist Modernism,德国Hatje Cantz 出版社出版,2011年

[2] Laura Silverberg:Between Dissonance and Dissidence: Socialist Modernism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The Journal of Musicology,2009年冬季号,44页

[3] 王琦:回忆西盖罗斯,《画坛漫步》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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