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

《文化交错——游荡者没有档案》序


读郑胜天先生的这本书,我感到我在三个历史层次上和他不断相遇。每个层次似乎并不直接衔接,但总有一条时断时续、挥之不去的线索将其贯穿。这条线索同时也把写书的他和读书的我连在一起。

一个层次是美术史,那是离此时此地稍远一些的时刻和地点。郑先生不是专业美术史家,但是他的广泛阅历和超强记忆、他对有关艺术的任何问题的兴趣和孜孜探究、特别是他对“文化交错”现象的执着和身体力行,使他不时进入到历史的深层和内部,发现专业美术史家所看不到、写不出的东西。读郑先生这方面的文章,美术史出身的我常常感到受惠于他对历史的独特发明和见解。很多他写的事情是我所不熟悉的,特别是有关中国油画史中的一些关节。在另一些时刻,他在我眼中似乎是一个发掘现代美术史遗迹的考古学家,把沉没在记忆底层、摒弃于正史之外的人物和事件重新暴露于日光之下。我在几年前就已经知道他在进行这种发掘工作---那是我们一起参加《2008年上海双年展》策划方案咨询会的时候,在上海往杭州的汽车里他谈起狄亞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一张遗失巨作,据说是画家本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送给了他所敬仰的毛泽东,但之后却下落不明。郑先生是个精彩的故事家:轻轻松松、娓娓道来,把他在中国和墨西哥所进行的上下搜索以及有关这幅画的种种说法和猜测讲的活灵活现。但是作为听者的我,所领会到的却又不仅仅是一张画的本事,而是现在大多已经淡忘、书本上也看不到了的共产国际政治和前卫艺术之复杂关系中的一页。我很高兴的看到这失去的一页现在被正式地呈现在了这本书里。

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在以后相遇的时候我继续听到他讲到有关珂佛羅皮斯(José Miguel Covarrubias )、尼古拉 · 费申(Nicolai Fechin)和萬曼(Maryn Varbanov)等人的事迹。这几个人均是相对来说不大知名的外国艺术家,但在特殊的时刻和情况下都对中国的艺术和艺术教育发生了十分可观的影响。最近一次和郑先生相见是在几个月前由余德耀基金会举办的“巴厘岛谈话”上,他谈到费申的素描通过偶然的机会,经过一位不知名的外国女士以及杭州雕塑家萧传玖传遍了中国美术院校,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美术界里发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这番谈论引起我提出“多元的世界美术史”这个概念,意思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与世界艺术接触的渠道,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自己的独特的世界艺术史。因此如果从中国的角度写现代世界艺术史的话,许多西方的著名流派当然需要包括,但是上面提到的几个人—还有像康斯坦丁 · 马克西莫夫(Konstantin Maximov, 1913-1993)、安德鲁 · 怀斯(Andrew Wyeth, 1917-2009),更不用说凯绥 · 科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 1945)---的影响绝对应该书上一笔,虽然这些人并不一定出现在欧美或其他国家所编写的世界美术史中。

萬曼的例子把我对这本书的阅读带入和作者互动的第二个层次,即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郑先生是我的研究对象。因为我在1980年出国就留在美国,在大洋彼岸研究中国美术,而他在留学美国两年后于“85艺术新潮”前夕回到国内任教,对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值得在艺术史上一书的作用。而大约同时或稍后,萬曼也回到他曾经留学的母校,受浙江美院之邀創建了萬曼壁掛研究所,将其办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的阵地,影响了如谷文达、梁紹基、施慧等重要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早期成长。萬曼和郑胜天二人,可说是当代中国艺术在其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和地点上的两个重要支持者。

如他在本集最后一篇短文中所述,作为文革后国家派遣的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从1981年起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继而去欧洲旅行考察,拍摄了数千张幻灯片和照片。1983年回国正值“85艺术新潮”即将发动的时刻。作为一个实际目击者,他所作的对西方美术状况的讲座,给当时如饥如渴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信息。不久他被任命为浙江美院油画系主任兼外办主任。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开放性的介绍世界美术,并保护学生的创造性和实验欲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浙美邀请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维罗斯科教授(Roman Verostko)举办国内首次“西方20世纪艺术史”系列幻灯讲座,全国各院校都派人参加。次年又邀请著名旅法艺术家赵无極在杭州举行油画训练班。作为油画系84届毕业班的指导教师,郑先生支持了一批具有独特见解的学生---包括耿建翌、刘大鸿、魏光庆等人---的艺术探索。该班的毕业展览成了全校甚至全国的艺术事件。郑先生在院系会议中为学生的艺术创作力极力辩护,并著文反对将艺术批评政治化的倾向。---我提到这些事情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刚刚结束在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所教授的“中国当代艺术”课程,课上的一些情况尚记忆犹新。记得一个下午的讨论全部集中在“为什么浙美在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摇篮?”这个问题。因素当然很多,但是以上所提到的郑先生的作用肯定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部分。

最后就是我们互动的第三个层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和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渐趋平行,都在国外做和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事情。虽然我们身居两地,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都策展和写作,也都尽力发展各种可能的空间和条件帮助当代中国艺术的传播和了解。因此我读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章,从为《不想和塞尚玩牌》展览所写的评论到对海外华人艺术家历史的综述,继而到与国内外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的互动,我感到的这里记述的是一部还在进行中、尚未成为历史的历史,而我们二人都是它的一部分。

每本书都给读者与著者的见面布置了一个渠道,每条渠道都因读者的特殊身份和经验而有所不同。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接受著者的邀请,以自己的兴趣和经验与他进行对话。

2011年除夕前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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