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恨的大陆情结 — 悼念台湾作家三毛

圣诞节前后温哥华连下了三场大雪,一次比一次久。漫天漫地白花花的,又湿又软,好似中国江南的春雪。好不容易回到郊外的家中,女儿告诉我:三毛自杀了。这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天的中文报纸又看不到。我打电话向许行先生求证,他答应立刻把消息传真过来。铃声响了一下,噩耗从传真机中慢慢吐出,白纸黑字,像那惨白的雪和雪上的黑洞。

两年前我在大陆认识三毛的时候,她到我教书的学校来参观,穿着一身牛仔裙,两条孖辫鬆开着辫梢,显得清新活泼。可是快步爬了四层楼梯,脸色马上发青,像晕过去了一样。那几分钟旁边的人都和她一起屏住了气,直到她缓过劲来。我看出她不是一个量力而为的人,但那热情使人感动。记得她好兴奋地在陈列室里看那些灰尘盖满的古董,等得一班陪客都不耐烦;记得她跟青年艺术家们一见如故,没完没了地讲自己学画的历史;记得她挡不住一本本塞过来要求签名的本子,最后累得忍不住哭了起来。几个小时之内,她的喜怒哀乐全都显露过了。没有掩饰,没有节制。我知道,这样的人不会拒绝付出,然而也永远难以得到满足。

读过三毛作品的人。都会同意她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作家。对亲人、对朋友、对大自然。她的深情催人泪下。可惜她至爱的丈夫英年早逝,这是三毛的大不幸,倒成了读者的“大幸”,否则我们如何能读到那一篇篇缠绵无尽的美妙文字?可三毛是性情中人,她无法活着而没有爱。那种过眼烟云的邂逅,或温文尔雅的追求,不是她需要的。对于这样有才名的女子那些太容易了。三毛所要倾付和得到的,是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

我不了解三毛的私生活,无权判断她猝然辞世是否有两性感情的牵葛。但我知道,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间,有一种情越来越强烈地攫住了她,使她舆奋、陶醉;也使她困扰、痛苦。她这最后一场如火如茶的热情施予的对象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一片浩瀚无际的中国大陆。在这段时期她给我的信中,三毛始终在倾诉这份锺情。她这两年的行程也只有一个目标:海峡对岸的黄土地。我相信三毛的绝世在客观上为她的大陆情结找到了一个归宿。那个结是那麽紧、那麽死,她永远也无法解开。

三毛的几次大陆之行已在她近年的散文中描写得很详尽。她去得越多,心情越是矛盾。一方面,故乡的山河风情,令她目不暇接,如痴如狂;另一方面。亲身体验那里生活的艰难,人心的败坏,又使她百感交集、柔肠寸断。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发觉,中国是一种迷幻药,越是去,越是爱它:越是爱它.越是恨它。而我是飞蛾扑火。方由丝路回来,回来又魂不守舍地再度开始想念那片我的海棠叶子。”她又说:“自从去年我自中国回台湾之后,一直恍惚,好似在某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特异宁静中活着。我的心不在此地,也没法写作。我在等待着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其实就是一种对于民族的感情。苦吗?很苦,但我没有办法。”

三毛的决心渐渐形成了。她透露给我,她想搬回大陆去住。她说:“我不是无处可去。我有欧洲共同市场的护照,世界各地都可以来去。而我只想回中国去定居。正如你所形容的,我们不只要谋生,我们更要做事。而这个做事的理想,在六年前我下决心回台湾来教书的那一年,曾经彻彻底底地幻灭过。那一回之后,我的心好似被大火烧过了一般,又出国了三年多。而在国外的日子,心没地方搁,整天在街上玩,不到三更半夜不回家,包括零下十九度的气温,我也是一个人在深夜中开高速公路再转山路回到那租来的房子里去。忙碌吗?是的。寂寞呢?它好像一个鬼,啃住我不放。……我回想起过往那属于我的欧洲、非洲、美国的廿年。当时我年纪小就走的,物质上苦得不堪,但是精神上相当迷煳。而今一切欧美国家在我的心中都丢失了意义,只有对中国抱存着不肯醒的梦。国外我不要长住了。台湾,我与人保持距离。而中国,我实在想回去居住。这种想法,那麽强烈。……也许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生命的位置要交换了。你住在国外,我回到国内去。将来再见的时候,只能在人羣中笑一笑。那心中的滋味,只自己明白了。”

三毛总是像她的笔名那样天真。她爱的大陆其实是她梦幻中的情人。但她也不是瞎子,无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刺伤着她的痴心。她在一封信中诉苦说:“那是世界上最难走的一个国家。从前我走中南美洲半年,完全坐公车、火车,够辛苦了。去年回到的不过是文明的江南,已觉行路的困难。今年在乌鲁木齐时,试着去坐公车,实在没有本事能挤上去。结果为了去看一个朋友,走了九小时来回。”当然,赤脚惯了的三毛,并不害怕物质生活的困苦,虽然困苦也可能会把她摧毁掉。在她去年秋天最后一次旅行后,她写来了一纸短笺:“我刚刚结束长达三个月的祖国万里行。在西藏时得了肺水肿,再加脑水肿,几乎把命也送了。”高原的气压是不饶人的。我读这封信时还为她后怕不已。

实际上,更使她伤心的是精神上的挫折。作为一个概念,三毛爱大陆人。多年前她在海外第一次见到一位大陆来的作家,禁不住拥上去亲吻。但是切身的遭遇使她失望多于希望。她向我谈起一些小事:“去年回大陆去,我得罪了少数几个亲戚。……他们在金钱上欺骗我,一而再,再而三。我一再地让步、忍耐,直到忍无可忍时,笑一笑拒绝了再次的付款。好,他们气了我,我也很伤心很伤心地回到台湾。金钱事小,可以再去赚;也可以天天吃方便麵不再去赚。可是见到那几个亲戚说变就变的嘴脸,我的伤心里面滋味很複杂。”她哀叹说:“同胞之间很不友爱,彼此怀恨,心地狭小,是我常常看到的事情。……我一直在想,想我们的民族出了甚麽问题。为甚麽连抢公车都好比在打仗似地推挤那些老人。”有一次在广州海关,她气得和工作人员大吵了一架,忍不住拿起手提行李车丢了过去。不过三毛不记恨,她只是痛心。她说:“中国充满着热心的人,也充满了骗子。”

和一切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六四”发生的事对三毛身心的沉重打击是无法平复的。她写给柴玲的一封公开信,震憾了许多读者的心弦。她在信中曾对我描述自己的感受:“六四的事情我在电视上看到全部的经过,整个人是呆的。直到十七天以后,我站在台北市一家衣服店裹,突然听到他们又在放一条唱向海峡对岸的歌,措手不及地热泪狂流,吓得我跑到街上自己的车子里,锁上门方才痛哭失声。”

这一切使三毛回国的愿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劝她三思而行。我坦率地告诉她,我不相信她能受得了那份窒息。我说:我希望你常去走走,作为客人,他们会待你和气些。但是你没有学过说假话,那里不会容得下你。那些曾满怀勇气地回去,又无可奈何地离开的人,难道还少吗?

三毛当然不至于糊涂到不明事理。她在去年夏天的一封信中说:“这一阵,对于我的未来,想得很多。对于回去国内的渴望,也在慢慢冷静下来。太多的借镜,使我要三思。 ‘知己不知彼’是不行的。”   

然而她还是不甘心。八月初她褙上背包又启程了。她说:“我要深层地走走……。这一路,我会看、想、分析。请相信我的真诚。”她不仅重游北京、杭州,还万里迢迢去了新疆、青海、西藏。按她的形容,她是一个人走的。穷乡僻壤,穷山恶水的地方都去了。最后筋疲力尽,囊空如洗。“回来时连香港—台北的机票钱都没有,是向航空公司借的票。”就这样她也没有停下来喘口气。她在最后的那封信中告诉我,今年二月,她还要再去大陆。

 

爱能使一个人走火入魔。也许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三毛。她清楚甚麽样的失望在前方等待着她,可仍然禁不住要往那里走,还有甚麽比这更可悲的呢?拖着满身病痛的三毛,在地球上奔波不停,寻不到自己的归途。正如她自己所说:“这种跑法,是一种拚搏,但没有目的心。很累很累”可怜的三毛!

爱之愈切,恨之愈深。任何人都受不了这种激烈感情的不断撞击。历尽沧海的三毛,把她毕生未尽之情都倾注到一个目标上,但那似乎又是一次无望的单恋。我不能想像三毛那副疲累不堪的身子,还如何能在冰水热火之间不停的折腾。她自己想必已经预感到了甚麽,在她笔下有时会隐隐地流露出不祥的兆头。她老是提到死,莫非潜意识之中她已看到大陆之情的了结?她提起她第一次归程:“回到故乡上坟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会自然死亡的。那种如梦如幻的漩涡,将我捲成快要发狂,方才知道,自己对中国究竟藏着甚麽样的感情。”她在另一封信中说:“世上太多‘假人’  ,尤其在中华民族中。…如果我的‘真’在人性的本质上消失,也是我不活的时侯了。”

我无意去判断三毛的死因.她沉默地、悄悄地离去了,谁也没有权利去打扰她。我想说的只是,如果她朝思暮想的故土和亲人能给予这颗孤独的心所需要的温暖,这把火是本不该熄灭的。

她最后的那封信很短。那是在她去香港参加《滚滚红尘》首映式的时候。随信寄来一张她在喀什拍的照片:耀眼的阳光下,她穿着一身红。红色的头巾、红背包、红条子的背带裤,还有一根红绳子繫着的颈饰。她憔悴的睑在笑,但有一丝苦相。也许这只是我现在的感觉,连那红色也是不祥的。

一向以中文和我交谈的三毛,在这封信尾写了一句西班牙语:Hasta pronto!(后会有期!)

我们会在哪裹再相会呢,三毛?在你安息的宝岛之滨?还是在你神寄梦萦的大陆?我多希望能像你所说的,将来在人羣中再见到你的微笑。但是你能死而复生吗?三毛永远永远地走了,然而她所挚爱着的那片大陆是会复生的。苦难的土地会苏醒,人们的灵魂将得到冲刷。他们会重新懂得爱。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可以来到三毛的灵前,为她抹平心上留下的这条深深的创痕。

(原载1991年2月香港《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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