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人生——把自己扫描一遍


自序

2008年除夕夜与爱康及朋友Lara、Nick在女儿开的餐馆Grub一起吃饭。那晚客人多,久坐不宜,我们便一起去市中心看午夜场新电影《奇幻逆缘》[1] 。电影近三个小时,走出院场时已是2009年元旦凌晨。在观看班杰明返老还童的诡异故事时,我们和新年的来临交臂而过。踏着街上喀嚓作声的年前积雪,不禁有种惆怅而新奇的时空困惑。

这部电影改编自菲茨杰拉德1921年的短篇小说[2] 。作者说是受马克·吐温一句话的启发:人的一生从最好的时光起始;而以最坏的时光结束,实在很遗憾。[3] 西方人往往认为老年是人生最糟糕时段。皆因他们已成社会赘物。不过东方人并不作如是观。孔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描绘了一幅与世无争、悠哉游哉的自由境界。也许这两种观点都有些极端。其实无论少年老年,各有各自的欢乐与苦痛。回到家中并不想睡,在脸书贴了一张11岁时的黑白照片。旁边打上“The Curious Case of Zheng Shengtian”。过几分钟就有了回帖:“真喜欢你这张照片。如果时光能倒退将是多么有趣!”一位三十年前的学生发自千里之外。

11岁那年我在上海刚考入育才学校学美术。转眼已在艺术圈中混过了一甲子。不过自己尚不觉老之已至。行事处世仍若后生状。不久前在一次采访中对方问我何以精力不衰,我恍然悟到这种年龄错觉其实应拜文化大革命所赐。文革十年如噩梦一场。醒来肉身已入而立之年,但学养及事业仍属晚辈。还要战战兢兢做人。由此自我感觉反倒一直停留在中青年时代,万不敢倚老卖老。

我常谓鄙生有幸,亲历了大半个世纪社会与艺术的非凡巨变。地覆天翻,潮起潮落,而自己常常凑巧被安置在时代的那个聚焦点附近,亲眼见到历史一页页贴面拂过。论辈份来说,我是实实在在的“承上启下”。入行时上世纪前辈大师都还健在;而今天当代艺术的队伍中,许多人在艺术旅途中也不时与我有段缘分。

“缘”这个字中国人常用,在英文中却简直无法翻译。其实许多人生际遇、邂逅交往,看上去偶然,却似乎又有其必然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次邱志杰听我说了几个故事后揶揄说:“郑老师,怎麽可能你一个人碰到那麽多巧事。该不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吧?”不少人也劝我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尤其是外国朋友。也许因为生活在几十年相对平缓的西方社会,他们听到我的叙述都以为不可思议。然而我照旧忙碌奔波不停,觉得自己的事不妨搁一搁。2009年夏天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派翁子健先生专程来温哥华,住在我家整理历年来保存的文件图片,带了鼓鼓几大包回去。我收到他们费心扫描的一大叠数码碟片时,才意识到时间无情,也许还是趁早把记得的事写下来好。

我终于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空白文件。我并无意做传。不过是把东往西来天南地北的经历如实道来,当个故事听听尚可。假如读者对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有兴趣,这些第一手的叙述也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是为序。

 

西雅图寻踪

远处的卡斯喀特山峦迎来一线淡紫晨曦。我在灰狗巴士座位上睁开惺忪的双眼。汽车开始下坡。离西雅图已经不远。

西雅图原是印第安首领的名字。中文听来也相当美妙:西方雅緻之图。所以我一向对这西海岸城市抱有好感。1982年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艺术系当访问学者,要去洛杉矶参加美国国际艺术教育学会的年会。而西雅图的Cornish美术学院正好邀我演讲,于是决定绕道而行,也顺便实现长久来的一个心愿。

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郑若谷(字竹虚)曾在美国就读大学。但在我成长的年代,父母很少对子女讲这段经历。与“帝国主义头子”美国的任何关联都被视为历史污点,而且会祸及子女。我只记得父亲就读的大学名字与华盛顿有关。还记得他说暑期曾去阿拉斯加渔场打工挣钱。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于1961年鬱愤交瘁而去世。二十年后我也到了美国,就很希望找到他当年飘洋过海而来的一些踪迹。但美国以华盛顿为名的大学至少有三所。地各一方,不易下手。这次出差到西雅图,可以说是天赐良机。西雅图在地理上离阿拉斯加最近。我预感这里的华盛顿大学就是父亲当年负笈游学的地方。

我在明大认识的朋友Gail Elnicky在西雅图做研究。她亲自来巴士站接我。第二天驱车同去联合湖畔的华大校园。这所美国西岸最古老的公立名校创立于1861年。深秋阳光在洒满落叶的红砖地上跳跃。歌德式建筑静谥地衬托着远处的雪山。六十年前当也是同一番景色。在校友会办公室里,一位和蔼耐心的女士听完我的话,很快捧出了几本从1923到1928年的精装年鉴。我迫不及待地翻到中国同学会那几页。那就是他,在一排理事们椭圆形肖像中,我一眼认出了年轻的父亲。职员们都凑过来看,一起鼓掌喝彩。

1901年(光绪27年),父亲出生在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一个塾教之家。那年八国联军胁迫战败的清廷签订辛丑条约,索要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4] 这是当时的中国人口总数。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被处以一两白银的“罚金”。两个月后,代表清廷签署这项卖国辱民条约的李鸿章也许是愧愤交迫,双目不暝地离开人世。

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母。父亲是家中的三男。长子据说参加过辛亥革命,在黄兴部下任管带时阵亡。我幼年时只见过二伯和姑母。姑姑味虚一家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来往。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曾是参加1927年广州起义的女兵,失利后在海陆丰一带与部队流散。姑姑朴实慈祥,细心看来确也有一股刚气。

辛丑之变从另一面影响了父亲一生。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和传教士明恩溥先后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鼓励中国派遣留学生。并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兴办培养留学生的学校。1908月7月,美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正式声明将半数庚款退还中国。1911年初,北京的留美预备学校在清政府拨出的清华园成立,又叫清华学堂,即后来闻名中外的清华大学前身。次年。河南一批闻人志士彷照北京模式,在开封创办了另一所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意在为内地学子提供同样机会。时称“北有清华、南有预校”。上世纪初,从这两所学府向海外输送了一批批优秀青年。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家与学界的栋樑。

父亲进入预校大约是1918年。在预校时期认识的师长学友对他一生有很大影响。他毕业后他即考取官费留美,前往华盛顿大学学习。父亲曾忆起他们乘坐的轮船途径日本时正遇东京大地震。不得不在海上多耽误了许多时日。那应是1923年9月初。到达美国以后,这批留学生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由于国内军阀混战,根本领不到官费。学费和生活都成问题。父亲说当时选修文科,皆因付不起理工科高昂费用。同乡高济宇被迫停学一年,并从电机转为化学。日后成为中国化学界泰斗之一,此是后话。他们年年夏天结伴到阿拉斯加渔产加工厂打工。自力更生维持学业,其艰难可想而知。

前些年我在策划“上海摩登”展览时,接触到艺术家滕圭的资料。[5] 竟发现他也是1923年进入华大的中国留学生。他在艺术系学习雕塑,1927年毕业后还留校当了一年助教。我不记得父亲提起过滕圭。但他们必定认识。那时校园中华人不多。而他俩同是中国学生会的理事。美国着名抽象艺术家马克·托比二十年代在西雅图Cornish美术学院教书,与滕是忘年交。[6]他的所谓“白色书写”绘画即来自滕圭和中国书法的启发。托比曾经写过:“在面对海湾的西雅图农夫市场三楼的曼宁咖啡馆,窗户被雾覆盖着。坐在这个长长空荡的房间里,我感到被白色的静寂包了起来。……对我来说西雅图好像是封闭的。只有一条出路,往北去阿拉斯加。”[7] 这些过去的人物一个勾连一个,他们的回忆渐渐在我眼前凑出了当年这个城市生活的拼图。

1928年父亲毕业回国后到了上海。先后在劳动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授。[8] 并出版了《社会学概论及现代社会问题研究大纲》(1929)和《大学教育的理想》(1933)等作。他在复旦教书时遇见了一个来自湖南的女学生萧柱(字晴华)。从此掀开了我们家庭的一页。

我的外祖父萧堃是湖南邵阳的名士。[9] 曾东渡日本留学九年。在东京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相从甚密。他与蔡锷既同乡又同学,遂结为终身挚友。外祖父回国后去云南一路辅佐蔡松坡。1915年护国军北上讨袁,朱德投靠旗下当团长。蔡亲自任命外祖父为团参谋长。袁世凯退位后外祖父隐退回乡,在邻里极受敬重。抗战时严拒日伪利诱,掩护爱国志士,保持了高风亮节。外祖父到1950年才去世。但生前我们孙辈都没有见过他。这里有另一段母亲不愿提及的故事。

母亲早年在徐特立创建的长沙女子师范读书,在师友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开明的外祖父似乎也不能接受如此激进的行为,父女之间爆发剧烈冲突,终于断绝了关系。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共,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母亲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了复旦大学,也遇见了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授。

以后就是一场典型的师生恋故事。父母于1929年在杭州结婚。婚后不久,河南大学(即原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延请父亲回母校担任文学院院长,他们就搬回了开封。这时国内秩序已渐恢复。校方还把政府亏欠父亲几年的助学金一次补发,等于凭空掉下了一笔“横财”。父母用这笔钱在南门外水车胡同买下一大宅院。生活从此安顿下来。我的哥哥姐姐们也相继诞生。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战火逐渐蔓延至整个华北。父母避难到大别山北麓的老家罗山。不久母亲就在那里生下了我。

 

山洞顽童

抗战时我们家住在重庆郊外一个小镇山洞。由市区过来,经过沙坪坝,小龙坎,必得穿过一个山洞,才到镇上。镇名即由此而来。多年后才知道这地方非同小可。由于深藏山间,林木鬱翠,政府许多要员都潜居于此。不仅可避暑,更可避日机的频繁轰炸。张治中曾为蒋介石在此修造一所官邸。林森见之甚喜,委员长就赠与了他。人称“林园”。林森去世后蒋也来住过。还在此接待过毛泽东。1988年我去重庆时顺道重访旧地,惊讶地发现当年我上学的校舍依然屹立。只是校门口同伴攀爬嬉戏的“趖趖山”异常之小,不过几尺土石坡而已,且并不十分陡峭。

农历1937岁末我在罗山出生,按阳历算是1938年1月24日。所以我老是搞不清自己的属相。常自嘲曰本以为“虎”,命中是“牛”。那时抗战爆发不久,母亲在孔庙中设的临时医院分娩,故给我取名为“圣天”,落地就沾了老夫子的光。对学龄前的幼年生活我已无印象。河南沦陷前全家一路逃难,辗转到了重庆。有两个电影镜头般的re-run不知是出于记忆储存,还是来自家人的道听途说。一是夜晚在挤满难民的火车上穿越靠近占领区的地段,有人在车窗旁划燃一根火柴。只听一声大吼:汉奸!众人皆被唤醒,车厢内一片嘈杂。另一是我们乘坐的卡车开进成都。在荒郊野岭长途跋涉之后,霎那间灯火辉煌,行人如涌。宛如从冥间来到人世。

父亲先回到内迁的复旦大学担任训导长。1942年去国民政府社会部任职,他工作在重庆市内,却把家安置在郊外。我们在山洞落脚后,兄弟四人和姐姐均就读于镇上的圣光学校。我五岁前就与四哥一起入一年级。圣光为哈佛毕业的河南基督徒尹任先先生创建[10] 。中国的教会学校一向由国外资助建立,主理者也多为洋人。近读尹校长的遗作《圣光指引》,才了解他与师母完全靠个人的心虔志诚,含辛茹苦将学校办起的经过。虽是一所信基督的私立学校,但温馨友爱非一般教会学校可比。 

校中也有两位内地会的外籍牧师教英文。姚如云牧师能说一口地道四川话。原来他出身传教世家。生在四川阆中。11岁才回英国受教育。牛津大学毕业后,又重返中国佈道。[11] 我终身从事艺术多少与姚牧师有关。每逢星期日上主日学,姚牧师都要我们背诵一段圣经。背得好就可得一小画片作为奖励。印象中那些彩色画片都印得精美漂亮。希冀多得些画片,我就拼命背圣经。至今个别章节还能朗朗上口。后来才知道画片上大多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大师的油画杰作。这应是我最早的西洋美术史启蒙。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大约无师自通,到处涂抹。每每受人夸赞,不免得意忘形。大哥海天擅长写作。异想天开地要给邻里办一份壁报。他作文我插图。忙了数天,终于把几大张抄好的报纸贴到门外巷内。原想会得到邻居和母亲的夸赞。不料隔壁人家看了我画的漫画大为恼怒,不甘被丑化,当即找上门来兴事问罪。我们受到母亲一顿责骂,只得委屈含愤把壁报撕下。

有位堂姐余广坤当时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求学。她来家看我爱画,就说需要正规训练。她在椅子上布置了杯盘水果,让我坐在小凳上用铅笔画素描。此可谓我学美术之发端。

但我没想过自己长大要做艺术家。在班上有两位同学最合得来,似现在所称之“死党”。一是杨森公子杨汉祥。[12] 一是陈诚公子陈履安。[13] 那时圣光校誉甚佳。达官贵人都将子女送来。但校中均一视同仁。不记得有什麽特权照顾。我们也一如世上所有鲁莽男孩,大言不惭地预测未来。汉祥和我都拿定主意要当海军。破浪乘风,环游世界,何其潇洒?履安却说他长大要结婚。如今岁月不再,实现了的还只有他这句大实话。

履安幼年身板不强壮。有时因病缺课,我母亲常去给他补习。母亲也在圣光任教,而且做我们级任老师。慈母严师两难时,母亲定取后者。她叮嘱我们绝不可自行去陈家。想必是顾虑他家官大,要避逢迎之嫌。我和哥哥罗天却不听。我们几乎每天午后都要弯到陈家叫履安,结伴再去学校。一天跳跳蹦蹦进门,却不料母亲和陈夫人都正襟危坐在那里。她也不动声色。只叫我们好生走路。晚上回家后母亲面孔铁板,令我们双双跪下反省,未得允许不许起身。然后闭门而去。在黑暗中过了良久。听到姐姐在外轻声叩门。罗天说不能开。姐姐说是奉母命来看。罗天仍迟疑,我就立起把门开了。岂知母亲就站在姐姐身后。那晚罗天被允许上桌吃饭。我却要在泥地上多跪一个时辰,为心志不坚而受罚。

半世纪后,履安是台湾鼎鼎大名的“四公子”之一,政坛前途一度极为看好。媒体上当然不少见他的信息。只是我们并无联络。九十年代中我在纽约去上东城一家川湘餐馆吃饭。朋友介绍说老板娘是杨森的女儿。我向她打听汉祥的下落。她告诉我这位弟弟命运最为坎坷。当年未随父母去台,留在大陆背负着“反动军阀子女”的沉重十字架,所受的迫害与歧视可想而知。大半生贬居在穷乡僻壤,形皓心枯,虽生若死。两位昔日同窗相隔一道海峡,命运却如此差异,令人唏嘘不已。

抗战胜利时阖家复员去南京,父亲居然弄到好几张机票。那时乘坐的是架运输机。我到洗手间方便,从厕孔可以看到云飘地摇。那是我第一次从空中俯瞰地球。想不到今生还要再见无数次。


宁沪两迁

丰子恺是国内知名的贤士,[14] 漫画和文章都高格脱俗。胜利后在南京新街口开画展。父亲带我去参观。见到大师一袭长衫,美髯如东坡。父亲介绍说愚子自幼爱弄丹青。丰老笑眯眯地抚着我的光脑袋,拿来一本他的画册,顺手题上“惠赠圣天小友”数字。大师竟认我为友,使我大受鼓舞。从此除画画外再不作他想。

父亲在国府任社会部社会福利司代司长,兼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中国机构总干事。常赴美公务,或参加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和国际儿童福利会议等。1947年以社会贤达身份当选为河南省立法委员后,才离开社会部。

我在总统府前面的大行宫小学读高小。教美术和劳作的张本端老师对我十分欣赏。图画张张满分。但我却笨手拙脚,不善劳作。记得有次交作业,用泥土堆了一个坟头,插上一支柏树枝,滥竽充数,使老师大为失望。

在南京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二哥云天的过世。他抗战时就在重庆的海军学校当学员。胜利后学校迁回福建马尾。毕业前夕乘伏波号军舰出航。伏波是英国海军从二战中退伍的旧船。那晚不巧与招商局一辆货轮相撞而沉没。月黑海深,全舰官兵几乎全部葬身鱼腹。成为中国海军史上一大丑闻。[15] 二哥去世对母亲是晴天霹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坚强的母亲在命运打击下颤栗。她哀痛至深,许久卧床不起。

二哥在海校时有位要好的同学王家骧时常来探望母亲。我们叫他王哥哥,相待如家人。1948年我曾与大哥乘他服役的兵舰由南京赴上海。滚滚长江,水天一色,与真正的水兵一起扬波巡航,似乎圆了我幼年的梦。第二年他们的舰队从上海撤往舟山,我们还去杨树浦码头送行。没想到一别就是五十年。十多年前我通过一位台湾朋友得到了王哥的信息。我去基隆访问他时,昔日年轻的轮机官已成为退休的海军中将。不过台湾解严后他也从未回过大陆。他说初来台时国民党怕军心不稳,强迫青年军官们在身上刺上反共灭毛的口号。成为他们终身难以摆脱的烙印和心结。

国共对立是我这辈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从小到大,家中的每一个变化无不受到政治的影响。1947年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国大选举。总统府属于大行宫选区。票箱就设在我们小学内。有天我们被要求穿上正规的童子军服,站在校门口站岗。前来投票的蒋介石和随扈从我面前蜂拥而过。少年的我并未意识到这位身披黑色斗篷的人物,曾经或正在影响中国多少家庭和个人的命运。

在石头城念了两年高小,半年初中,解放军就已兵临城下。政府大部陷于瘫痪。父母决定先搬到上海。看形势再定去向。我与母亲先到上海,借住在父亲留美同学、钢琴家谭素兰家中。那是在建国西路襄阳南路附近的一条弄堂里。我常常找机会溜到街上。林荫道的法国梧桐,淮海路的时尚店面,令我好奇着迷。还有张爱玲描写过的那种面包铺飘出来的香味,在重庆和南京都不曾闻到过。

全家兄弟姊妹与父亲在上海,1955

全家搬来以后,在虹口区虬江路海南路口租了一间巴掌大的亭子间。这显然是另一类的上海。一幢楼住了五、六家人。煤烟熏黑的楼道就是公共厨房。马桶放在房内。清早倒马桶的叫声和刷马桶的噪音成了启明的交响乐。现在很难想象七口之家如何能挤在这寸方之地生活。晚上男孩子都打地铺。头还要睡在桌子底下。

姑父韩儒林也出自河南留美预备学校。是国内著名元史专家。[16]  解放前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1948年下半年他举家迁往台湾,到中央研究院任职。但不出半年,又全家搬了回来。姑父母告诉我们在台北定居如何艰难,促使父母下定决心不随国民政府去台。留在上海,以不变应万变。他们的晚年命运也就由此决定。

1949年5月26日早晨。我和四哥照例走到四川北路搭乘一路有轨电车,过苏州河去沪西的育才中学上学。但路上一辆车都看不见,出奇地冷清安静。我们决定步行前往。到了四川路桥邮电大楼时,只见桥头都是沙袋堆成的碉堡。守在那里的士兵向我们摇手,说桥不通了。我们只好掉头回家。

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到电台播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苏州河南岸已被解放军占领。大家渡过了不眠的一夜。第二天天亮走出街上,看到许多穿黄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合衣睡卧在路边屋檐之下。一个新世纪开始了。

 

育才学校

亭子间的门被扣了几下。一个穿短裤的阳光女孩走了进来。母亲叫她小铮。说是罗姨的女儿。罗姨(清馥)早年和母亲是复旦大学同学,都心仪于父亲。父母结了婚,罗姨仍是常来往的好友。解放后,父亲已无薪水可发,子女学费就成了问题。罗姨告诉母亲;上海育才学校(不是育才中学)正要招收有艺术才能的学生。考取前四名学杂费全免,还提供食宿衣物。她的女儿冯罗铮来就是送给我们招生的详细信息。

家里已决定让四哥缀学去印刷厂当学徒。我除放胆一试外也别无选择。参加育才考试时有幅命题画好像叫“菜场”,似乎专为我量身定做。那段时期母亲为谋生曾到街上摆摊卖鸡蛋挣钱,我有时也去陪她坐半天。在考场上画起市场街道自然得心应手。连微末细节都描绘得相当生动。发榜时我名列第三。全家都为我高兴。

育才是教育家陶行知抗战时在重庆创立的一所学校。专为战争中难童孤儿中有文艺天才的孩子而设。许多名艺术家如贺绿汀、艾青、李凌、戴爱莲等都在该校执教,因而人才辈出,蜚声杏坛。胜利后迁到上海。学生不少仍来自孤儿院;但已不拘一格开门招生。我入学时校舍分在三处。校本部和音乐、戏剧两组在四川北路底1859弄几座欧式的洋房里,即今天的多伦当代美术馆附近。文学和新闻组在郊区大场。而美术组单独设在塘沽路一所日式的楼房内。

育才的学生全都住校。其实塘沽路离我家步行不到一刻钟。我却好几星期也不回去一趟。这里原是座日本妓院,走廊连着小桥,每个房间都有纸拉门和榻榻米。学生们并不知道,只觉得新奇有趣。校内老师不多,四层楼都就成了孩子们的独立王国。有次我们把门房反锁在传达室内,大家窜上蹿下玩捉迷藏。还常常把节庆用的拉炮栓在门上,吓得女同学和女老师高声尖叫。

美术组主任是北平艺专毕业的马三和老师。画得一手好漫画。学生以得睹他精心制作的个人漫画册为快。另外两位老师是周作湘与蒋益民。育才有一自重庆时期形成的传统:男老师都称大哥;女老师则叫大姐。四川话是官方语言。连出身上海的学生都要学一点川腔。所以马大哥卷舌的京片子听起来有点特别。

我进校时美术组已有高班。汪志杰和蔡亮是新生崇拜的偶像。记得汪志杰画过一张素描构图:一个青年男子一脸颓废厌世的神情。身旁是砸碎的酒杯和倒翻的酒瓶。色阶和笔触的娴熟令我羡慕不已。他们俩后来都进了中央美术学院,也是院长徐悲鸿欣赏的高材生。汪志杰反右时被划成右派。在北大荒劳教多年。蔡亮虽未带上右派帽子,但也是批判惩罚的对象,毕业后被远配到西安。天资高者命途多舛。他们的青春和才华就这样被一重重的政治风云所淹没。

育才的学生都在十来岁左右,也就是上初中的年纪。所以学校也有语文、历史、外语等文化课。但不教算术。使我这个数字盲大为开心。美术课自然比一般中学要多。素描、色彩、透视、解剖等都和美术院校引自欧美的课程相近。先后在学校任教的有不少当时上海艺术界名流。周圭、许士骐、俞云阶、朱怀新、杨祖述、费彝复、钱延康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1950年木刻家王琦从香港来沪,接任了美术组主任之职。他超高的个子,幽默的谈吐,地道的川音,马上赢得学生的喜爱。所有学生的速写一下子都变成“王琦风格”。他对西方艺术的介绍,第一次为我们打开了一面新奇的窗户。王夫人也在学校的图书馆任职。王炜、王仲那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幼童。常见他们在学校院子里奔跑玩耍。

1951年育才全校师生去皖北参加土地改革。经过一昼夜的火车旅程,再转乘骡马大车,最后来到曹操和华佗的老家安徽亳县。这是豫皖鲁交界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由于一部分学生太年幼,不便参加土改工作队下乡。就让我们组成剧团巡回演出歌剧“白毛女”。育才戏剧组和音乐组人才济济。在上海滩上轻易就可凑出一台好戏或演奏会,其水平不亚于成人。在淮北荒村演出的“白毛女”不仅角色整齐,乐队也堪称一流。每当夜幕初上,庄严大哥的指挥棒举起,村头广场上担头小贩和嬉闹顽童一片肃静。前奏曲“北风吹”的旋律缓缓传上星光灿烂的夜空。今日去意大利未罗纳斗技场看露天歌剧其情境怕也莫过如此。

美术组学生也不是无事可做。大家都上台当跑龙套。我先要扮演狗腿子,紧跟帐房先生穆仁智身后。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又充当村民,高举拳头呼叫“打倒地主黄世仁”。身兼两个角色,未免自鸣得意。直到有人向导演举报,说狗腿子怎麽可以摇身一变混入革命羣众,我才被解除后一职务,提早下台到场边掏几分钱买芝麻糖吃。

木轮牛车把我们缓缓地从一村拖到另一村。吃的是糠窝窝辣椒酱。晚上十几个人侧身挤在一张炕头。谈笑打闹把人与人关系拉近。师生同学间还从未如此亲密。有天来到一个村镇,全团被拉去看枪毙”恶霸地主”孟昭清。广场上千头攒动,枪声一响,狂热的人们端着碗冲上去盛受刑者的脑浆。我们才意识到土改运动不只是舞台上的悲歌和眼泪,更是激烈血腥的阶级搏斗。1945年贺敬之等人在延安创作“白毛女”时,原来的结局只有黄世仁受批判,然后押下台去。中央领导人看后指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即使是剧中的假想人物,也不能倖免革命暴力的惩罚。

1952年育才迁址至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76号。这里曾是日伪时期特务头子许士群总部所在地。无数人在此受到酷刑残害。老上海听到“76号”都会不寒而栗。我们刚搬进去兴奋夹杂着恐惧。每天轮流派几个人值夜。一晚见到顶楼有灯光渐亮又忽灭,周而复始。不禁毛骨悚然。后来聚众壮胆上楼,才发现是门被风吹,自动开合所致。不过以后政府确实在校舍背面发掘出不少被杀害者的尸骨残骸。

育才学校美术组同学在上海梵皇渡路校园中,1952

新校址面积要比原来大许多。音乐、戏剧、美术组全部合在一起,又新增设了师范部,校园变得异常热闹。昔日鬼哭嚎的地方如今昼夜都是笙歌弦音。育才学校是1950年代中国教育的一个异数。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都发生在校门之外,对师生没有明显影响。学生听到的马恩列斯不多,更崇拜的恐怕是达芬奇、莫扎特或莎士比亚。陶行知先生主张“天才教育”、“生活教育”,注重创造力和个性培养。马侣贤校长自晓庄时代就追随陶先生,很能贯彻力行他的主张。校内自由主义观念弥漫,艺术空气浓厚。我完全不记得当时怎样上课或考试,好像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画画。学校也没有明确的学制。学生在校时间可长可短, 有来有去。许多人入学几年后自动离去到别的艺术院校深造。大家就像送家中大哥大姐出门,视为当然。

除了美术课程以外,我最喜欢上的是俄语。教课的是音乐组陈贻鑫老师。他是音乐家任光最早在武汉孤儿院发现的天才儿童,陶先生办育才的动机即由此而始。大家都叫他陈哥哥,以与另一位程大哥(延庆)相区别。不知陈哥哥的俄语师从何处,我们跟着他都把“Что Eто”念成“气多爱多”。有一次育才学生被邀请到江湾机场演出,慰问来支援中国的苏联空军,我第一次听到俄国人说“Что”与我们不同,从此不再信任老师发音。说不清是俄语激发了我对苏俄文艺的兴趣;还是后者影响前者。在育才四年中我几乎读遍了图书馆中一切有关苏俄文学艺术的书籍。对巡迴展览画派或强力集团的人名我如数家珍。根据高尔基或契夫作品拍摄的电影我百看不厌。为了锻炼书写,我还与一位远在列宁格勒的女孩斯薇特兰娜成为“笔友”。这种少年的俄国情结植根如此之深,直到今天都不曾消退。

到1953年国家推行大专院系调整时,决定将育才停办。因为它不合体制。这时学校已改名为行知艺术学校,只将师范部保留下来。其余学生分别併入它校。著名的杭州艺专那时叫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派了方增先、于长拱、吴德隆等青年教师来校甄选。从美术组中挑出12人,免试保送到杭州入学。其他同学有的被华东艺专选去,有的转入普通中学。音乐、戏剧组的优秀学生也大都被保送到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的附中。

1953年夏天。我和陈达青、冯罗铮、宋贤珍、刘南生、刘文西、陈光健、潘锡柔、周荷生、洪育庆、杨增荣、王自正一起登上了沪杭线的列车。那年我15岁。育才的岁月使我们终身难忘。未来的生活让大家充满憧憬。

 

西子湖畔象牙塔

若将西湖比西施,白苏二堤就像美人拂身的绢带。而孤山则是她佩带的玉坠。1927年蔡元培先生与林风眠校长要在南方选址设立国立艺术院,一眼就看中杭州,并定在里外西湖之间的孤山麓下建校。起初先借用平湖秋月附近的中式庭园罗苑。抗战后在浙江博物馆右侧照胆台陆续盖了几幢教学和办公楼。又将白苏二公合祠改建为学生宿舍。湖畔的草坪、山坡的林径,就是天然的校园。当我们乘车从城站过断桥、沿白堤开到美院宿舍时,真如进入世外桃源。

美院那时在杭州名声响亮。本地人仍习惯叫“泥做”(艺专)。“泥做生”皆城中时髦人物。衣着怪异,蓬头散髮。在大街上一眼就能认出。五十年代的西湖边清寂得令人心秫。而美院周末晚会却总是热闹异常。在门外,从希腊庭柱之间能见到翩翩舞影伴着悠扬乐声。进入礼堂,则常会有杭州人难得一见的高水准舞台表演。当时步万方、殷光宇等同学的京剧和昆曲折子戏,让台下的前辈盖叫天都不由鼓掌叫好。

这所美院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地位不言而喻。自1928年建校始,到我入校的25年间,把在校教过和学过的师生名字排列起来,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老师辈有: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李超士、王悦之、蔡威廉、方干民、关良、倪贻德、姜丹书、丰子恺、常书鸿、谢海燕、王曼硕、李瑞年、丁衍庸、吴作人、刘开渠、谢海燕、王临乙、雷圭元、陈之佛、庞熏琹、邓白等。学生中有:董希文、赵无极、李可染、胡一川、沈福文、王朝闻、艾青、力羣、胡善馀、王式廓、萧传玖、傅天仇、罗工柳、彦涵、吴冠中、朱德群、席德进、李霖灿、方增先、周昌穀、段文杰等。不少人毕业后又回母校执教,代代传承,使这所美院不愧是真正的中国“艺术摇篮”。

汽车在孤山北麓停下。我们挟着行李走进外西湖校园。在操场上打排球的学生看来个个伶手俐脚、气质不凡。墙上几条大字标语,写着请选某某为学生会主席或文娱部长,这种民主色彩令我们好奇而兴奋。宿舍区的门匾标明此处原为苏白二公合词 。但院内建筑已无祠堂模样。依山排列着几幢两层楼的宿舍。中间环抱一座方厅,就是我们以后一日三顾的食堂。

我进校时美院正面临一次重大教学改革。1950年代中国向苏俄"一面倒",事事奉老大哥为样版。原来学校是三年制,从老校长林风眠当年的办学理念,只分绘画、雕塑两系。自1953年起,彷照苏联美院模式改为五年一贯制。绘画系按画种一分为三:国画系、油画系与版画系。油画原自欧洲传入,成为俄国主要画种。年轻人从油墨味很浓的苏联杂志画册上看到列宾、苏里柯夫的油画,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绝大多数都报名学油画。上国画系要领导费力劝说,还万分不情愿。我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但被选入油画系,自我感觉当然很好。

回忆初期的学生生活诗意盎然。早起到白堤或孤山晨跑。黎明雾色中,时见林中松鼠奔跳或湖面鱼跃荷边。早饭后一般都是在画室上专业课。面对希腊罗马石膏或人体模特儿写生。素描教室门口会放有柔软的小面包块供学生自取当橡皮使用。三节课下来,更有免费的热豆浆和新鲜馒头在走廊等候。按苏联学校的时刻表,上午连续上五节课,所以午饭较迟,这份点心就安排得很周到。估计俄国地处寒带,夜长昼短,下午很早就天黑,所以不宜在画室工作,只给学生安排些理论课。可是杭州往往整个下午都阳光明媚。学生们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看书,或是花一毛钱买包山核桃解馋。校门口还系着三只木船。谁都可以到传达室拿支桨在湖中泛舟取乐。有次我和几位同学划到湖心,骤然风暴来袭,将我们吹到南岸夕照山下,只好弃船而归。第二天再找一根纤绳,沿着桃柳相间的苏堤把船拖回。

其实我对学习上课充满兴趣。上午在教室画画自不用说。下午的文化理论课也引人入胜。王伯敏讲中国美术史,金冶讲西方美术史,我都会早早到教室等候。当时还没有人使用幻灯机,只能看老师带来的印刷低劣复制品。最受人欢迎的是颜文樑讲的透视和色彩课。老夫子住在上海,每两周只来上一次课。他的一口苏白虽不好懂,但语言幽默、深入浅出,把枯燥的理论讲得比评弹相声还动听,让人吃了这顿就盼下顿。有次他谈到用色“脏”的原因:“啥个叫龌龊?大便放拉茅坑里勿是龌龊。大便放拉床头上才是龌龊。”全场不禁绝倒。

人体课对我们更是全新经验。一走进宽敞明亮带天窗的阶梯教室,就有种踏入艺术殿堂的神圣感觉。看着纹丝不动站在台上的女模特儿,和画架前聚精会神涂抹的师兄师姐,万不敢有一点非分之想。那时推行俄国的契斯嘉柯夫教学法,一张人体素描要画好几星期。天天用铅笔排线描绘对象身上的明暗和起伏,面对人体就如平日功课,模特儿也与学生相交如常。

五十年代美院校园内的作息其实和二十年前并无多大不同。说它是一座孤山之麓的象牙之塔不算过分。学生偶尔也有机会走出去尝尝人间烟火,那就是所谓“体验生活”。自一年级起,每学期规定学生都要在老师带领下下乡下厂。开始仅一周两周,不出本市或近郊。记得头一次下乡到留下转塘的龙駒坞村,虽离城不到半天路程,大家的兴奋之情不下远足郊游。住在绿荫环抱的山村瓦屋里,饮的是用连贯竹筒接来的山泉水,吃的是番薯杂粮和鲜嫩菜蔬。学生们画得兴起就引吭高歌,招来一班村童竟日围观不去。

随着年级的升高,路程逐渐走远。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去过许多农村。有时借居繁集闹镇,有时闭守穷乡僻壤。一年一两次,经历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几个不同的年代。浮光掠影地见证了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瓦解。那些日子看农民每天评工分争到半夜,年底一家却分不到几块钱,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却完全不解背后复杂激烈的社会改革试验。

政治的刀光剑影终于也进入象牙之塔。1955年全国铺开肃清反革命运动,我在美院头一次见识什么叫做“阶级斗争”。全校停课搞运动,大会小会互相揭发检举。一时似乎人人都有疑点,到处草木皆兵。不久就集中在一些所谓重点对象身上。我们班上的老大哥李山年龄最长,当过流亡学生,又曾去过资本主义的香港。被领导选定为批判斗争靶子。每天都要站在同学面前交待历史。群众则挖空心思要找出漏洞。几周疲劳轰炸下来,李山本来瘦弱的身子,被搞得心力交瘁。虽然肃反运动结束时也没宣布找出任何问题,但他从此背了一辈子黑锅。毕业时被发配边疆,一碰见政治运动就要挑出来整整筋骨。直到1980年代他得到机会移居纽约,才有幸走出三十年笼罩在头上的政治阴影。

不是所有的“肃反对象”都像李山那样只受到精神心理的折磨。学校的两位资深教师,留学日本的水彩画家赵琦,和熟通多种语言的翻译家倪焕之,在肃反中被正式定为历史反革命。批斗一通之后被送进劳改监狱,抛妻离子,一去不返。他们两人在繁重的劳役中先后身患重病,不久就告辞人世。临终前也没有机会与家人见最后一面。

刘再复说象牙之塔是“一个思想家精神创造的私人空间”。这样的精神空间在1950年代从来没有存在过。[17]天真幼稚如我辈,来到西湖之畔的浪漫情怀,几年后被日益凌厉的政治浪潮冲洗一空。到1957年大风暴来临之时,我们已经悟到美院校园决不会远离政治怪圈之外,艺术学生也不过都是这个棋盘上回不了头的过河卒子罢了。

 

大跃进的年头

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气候有一段小阳春。1956年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多年来在家无业赋“闲”的父亲被聘到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筹建新的英语专业(同年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不久又成为市政协委员。住家也从海南路的蜗居搬进苏州河北岸河滨大楼。这是二十世纪初叶犹太人沙逊在沪上兴建的第一所公寓,一度曾是十里洋场上层生活象征。虽然母亲因劳累过度而在1955年过早辞世,现在我家似乎时来运转。父亲满面的阴霾也为昔日的神采和自负所代替。那年他55岁。

但好景不长,一场更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没多久,父亲即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为国民政府工作的历史被翻出来,新账旧账一起算,又加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衔头,灰溜溜地分配到图书馆去编字典。父亲身体也就此一蹶不振,不久因心脏病不治去世。多年后我从美院一位同学李晼陵那里才得知;当年她父亲与我父亲是外语学院同事。反右初期,是她父亲先被划为右派。我父亲不知轻重,竟到院党委去为他说情辩护,结果反被一起扣上右派帽子。想不到父亲事业生命夭折,仅仅是因为多说了一句话。

我们校园墙内更是阵阵狂风骤雨。北京杭州两所美院的领导人江丰莫朴早年从上海到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后受任接收美院,倡导革命美术,批判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不遗余力,原是响当当左派人物,突然一夜间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连带揪出美术界一大串“右派”。文革以后我读到毛泽东一篇讲话,才知道一切源出于地方干部谎报军情。约在1956年一次毛泽东来杭州,浙江省委领导汇报说江丰莫朴反对中国画。毛插言道:国民党都不反对中国画,共产党怎么能反对中国画? “把江丰、莫朴找来,查查他们的党籍,看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18] 毛一句圣旨,两人从此坠入十八层地狱。

浙江省委发下话来说美院是“老虎山”,敌情严重。一切课程全部停下,右派帽子越撒越多。教务长金浪、图书馆长朱金楼、美术史教授金冶被称为“三金三霸”。党委书记李家桢、反右办公室主任张怀江等也相继落水。教师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学生中也大张旗鼓地相互揭发,各班都非抓出一、两名右派学生不可。我们班的李瑶三同学出身四川广元一个旧军人家庭,因为年龄较长,有时说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话,就被锁定为斗争对象。但他个高性直,不愿低头认罪,最后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去劳动改造。不出几年,听说就在劳改营中不堪折磨而去世。

反右前我被选为班长,与同学刘天呈、张法根相交甚笃。刘是学生中那时不多见的共产党员,张任团支部书记。但我们三人都对流行的政治教条相当反感,艺术趣味也不限于苏联那一套。作画时偶然还会试一下印象派颜色,点彩派笔调。运动一开始,我们就被勒令“靠边”,听候群众揭发。每天都胆颤心惊地上走廊看大字报,不知又会被加上什么罪名。最后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帽子,但油画系被责为“西风压倒东风”。我们三人就是煽风点火的“西风窝”。

政治批判的最大力量就是彻底击溃人的自信自尊,让你俯首帖耳做个驯服工具。反右运动无疑是一次全民洗脑。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今日听来荒谬绝伦,当年却几乎无人胆敢怀疑。皆因反右末期人人都要向党“交心”,庆幸自己避过一关,自然产生痛悔前非、将功赎罪的歉疚心态,会盲目地跟着一条指挥棒转,自己还不知上当。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要“超英赶美”的标志之一是钢铁产量。一瞬间全国都成炼钢基地。美院也不例外。在陈列馆前我们用泥糊起几个小高炉,把搜集来的破铜烂铁、锅碗瓢盆一起填入,火倒烧得旺猛,却无法融出想象中的钢水铁流。我受命加入突击队,与一批壮健小伙站在炉壁圈上,冒着火烤烟燎,整晚用长铁棍拼命捣弄这堆红色铁渣。大家明知是无效劳动,还是干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折腾好多天,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倒是“除四害”有一点实际效果。每班每人都有定量指标。苍蝇、蚊子消灭后有尸为证。老鼠则只需上交尾巴。只是麻雀不好抓。能用气枪、弹弓百尺之外命中对象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是在规定的时间站在室外,敲打锣鼓盆罐等各种响器,讓漫天的鸟儿惊慌失措,无处落脚。过了一阵,有麻雀果真气力不支,丧魂落魄地掉了下来。不过制造嘈音者自己也耳聋目炫,累得半死。

1958年农村已建立人民公社。我们先到郊区帮助收割“千斤稻”。老教授方干民、倪贻德等都与学生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有人害怕蚂蟥,不脱皮鞋长袜就踩入泥水,免不了被村童指点嗤笑。亩产当然过不了千斤,但谁也不把数字当真。有一次我们去农村劳动几天,看不见一家老乡起灶生火。开饭时刻男女老幼都排在公社食堂门口,拿着瓢盆接一点红薯稀汤。临行前公社干部说我们下乡辛苦一场,那晚必得犒劳我们。大家巴望一天,晚上在村中礼堂果然有酒菜相待。饱餐之后我路过公社办公室,从虚掩的大门里看到桌上有更丰盛的鱼肉。公社干部们仍在兴致勃勃地划拳饮酒。想起我们借宿的农家嗷嗷待哺的饥儿,顿时觉得胃中翻滚难受。

在农村的乐事就是在泥墙上到处画壁画。“大跃进”时提倡人人写诗,诗画上墙,让美院学生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们成天提着颜料桶,到处涂抹粉刷。农民倒很喜欢村里被装饰一新。能读诗解画的人更跟着我们,不断给围观的人群讲评。2009年,我为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策划《艺术与中国革命》展览时,曾从潘公凯家藏中借到一张潘天寿1958年的作品,就是一张农民诗画。画中只有一只拾粪的簸箕。款曰:

  “一只簸箕圆滚滚,大伯天天拾狗粪,簸得狗粪数不清,簸得稻谷挑不尽。——生产大跃进中诸暨民歌”

“狗粪”一词出现在清高文人如潘老笔下,就如毛泽东将“放屁”入诗,都是大跃进时期流行的颠覆文化态度。美院学生过去制作毕业作品要求花一年时间精雕细磨,被视为“少慢差费”的典型,也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原按计划去淮南煤矿“体验生活”了三个多月,想画一张列宾《伏尔加纤夫》那样的传世之作。大跃进的锣鼓声打破了我的美梦。为了表示要用“多快好省”精神来指导毕业创作,我们不仅必须多画几张油画,还把宣传画、连环画、甚至墙上粗制滥造的壁画都一古脑儿算在一起,每人都要完成数百件作品。数字报了上去,大概也象“千斤稻、万斤棉”那样富有宣传效果,我被邀请到一次全省大专院校的群众大会上,代表本校的毕业生发言,宣布美院学生也不甘落后,放出了毕业创作的“卫星”。

反右和大跃进的狂热到1958年下半年已渐退烧,我们也到了毕业离校的时候。我在毕业分配的志愿书中三个选择都写的是“新疆”,既有一点从此“弃旧迎新”的冲动,更多是出自一贯好奇浪漫的迷思。毕业分配通知发下来,却要我留校在新成立的美术出版社工作。不少同学都羡慕我留在杭州,我反而觉得有点平淡扫兴。后来听到传言,说原来我也可能分去新疆。班上老同学刘南生品学兼优,已被内定留校。但他毕业前夕天真地将日记本上交学校领导,其中写道他在运动中表面积极、内心怀疑的矛盾,于是被视为政治“不可靠”,改为发配边疆改造。而这个留校名额就正巧落到我身上。 我收起打铺盖的绳子,只将简单衣物从学生宿舍挪到对面的教师宿舍,没想到在西子湖畔一留就是三十年。

 

吾师董希文

北京火车站原在前门外。从一条灰灰泠泠的小胡同朝东望去,夕阳在高耸的车站砖楼抹上一撇暖红。1961年我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选择了董希文先生主持的第三画室。去北京时没带什么作品见师,就禙着画箱到前门外画了张很“苏派”的写生。我们那一辈油画学生都崇拜谢罗夫、列维坦。我毕业创作的指导老师汪诚仪又是马克西莫夫“油训班”高材生,所以我作画承“苏派”衣钵在所难免。银灰色调被视为最高境界。我在小胡同里找到了天然灰调子。虽然这并非董先生口味,但他大概觉得此子尚可教,不拘一格收下了我。

1958年我毕业后先在浙美的出版社打了近两年工,编辑出版一本八开的《跃进画报》。 大开本是我的主意。一份八页折叠不订,颇似今天的Tabloid paper。可惜出版不久,还是改回传统的16开本杂志规格,足见改革从来不易。由于是半月刊,组稿编审印刷的流程周而复始,毫无间歇。实际操作的又只有我和浙美附中毕业的应玉娥(肖慰)两人。好在我们都年青气盛,天天在编辑部和印刷厂之间疲于奔命。那年头还没有电脑传真机,编排全凭一把剪刀和胶水。修改或缺稿都得自己动笔。这是我头一次主持一份刊物。今生就此与出版结下不解之缘。

1959年大跃进恶果开始显现,进入所谓“困难时期”。一切责任都推给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很多项纷纷下马,也包括我们的《跃进画报》。我被分配到版画系去创办连环画宣传画工作室,后来又教水彩课。到1961年才调回油画系任助教。次年系里给我去北京进修一年的机会。当时没有研究班。进修就是本科毕业后唯一深造方式。

董先生原籍绍兴。稽山鉴水,回荡秋瑾、徐锡麟的英气和周氏兄弟的文采,是人才辈出之乡。董先生先在杭州师从林风眠,后去敦煌虔修魏唐壁画。在那一代中国油画家中,他的画风和主张都与众不同。1959年中央美院油画系实行画室制。一画室由留学西欧的吴作人主持。二画室由留学苏联的罗工柳主持。画室所倡导的画风不言自明。董先生没出过国,但艺术观最为开放。他主张一手伸向民族传统,一手伸向现代艺术。从《哈萨克牧羊女》到《开国大典》,他本人的艺术实践也展现出一条探索中国当代绘画的独特道路。董先生于文革中不幸去世,1996年我去大雅宝胡同看望董师母,见到先生大批遗作仍堆存于低矮的地震棚中,令人潜然泪下。

三画室教师除董先生外,还有许幸之、詹建俊、梁运清三位。许先生是三十年代前辈。梁先生刚从东德专攻壁画归来。詹先生是实力派领军人物,当年就以《起家》一画轰动艺坛。从三位老师身上我都得益甚多。2004年我在光州双年展上遇见年轻女艺术家彭禹,原来她在美院时也是詹先生高足。她年龄虽与我差半个世纪,论辈份还是学妹,曾相约一同去拜望老师。

那年在三画室进修的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张重庆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李勇新。勇新是我在育才最要好的同学。我去杭州时他被华东艺专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他自幼有双巧手,干什么都无师自通,为人又热心乐助,所以人缘极好。我弟弟洞天那时正好考入电影学院导演系。我在北京时周末就常往小西天跑。勇新与我艺术上见解相似,这次不约而同都投靠董先生门下。

我们插在四年级班上作画,又住学生宿舍,颇有重归学生年代之感,有时未免轻举妄动。六十年代初政治空气趋向缓和,文艺上容忍度略见扩大。我和班上同学姚钟华、李喆生、张颂南、高振美(喻红母亲)常一起结伴去看展览,或到景仰的艺术家家中求教。团委书记赵庚生还让我们收集国外艺术家的资料办个展览。有次林风眠画展在中央美院画廊开幕,看到久违的大师笔墨,大家的激动无以名状。走出展厅正好碰见美协领导人蔡若虹。他对我们的兴奋不以为然,冷冷地说:“没有什么新鲜嘛!”后来又去一位教授家里访问。被问到我们如何走在一起,不记得谁不加思索地回话说:“我们是艺术沙龙。” 想不到没多久风云骤起,“资产阶级小沙龙”的罪名被加到我们几人头上。上述的事都成为思想立场错误的罪证。我虽然已结束进修学业。但一大批揭发材料还是转到杭州。留在北京的同学姚钟华等在毕业前夕遭到猛烈批判,很沮丧地离开学校。

在美院的一年时间虽短,却是我艺术求索中的转折点。“困难时期”生活仍很艰苦。美院食堂几乎天天熬大白菜。偶有一点鱼腥也是臭气扑鼻。可是连邓小平的女儿邓琳也与大家一起端着碗排队。而我们在精神生活上却觉得空前丰富。董先生“民族化、现代化、革命化”的主张勾画出一种理想。陈规要突破,任重而道远。大家都觉得自己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会见证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这种革新者的自我定位使我们经常处于昂奋状态。画室中下笔语不惊人誓不休。课后时时刻刻都在讨论艺术。就是午夜到八面槽馄饨侯去吃碗宵夜,也不忘在腾腾热气中探究中国文化未来。我们最受益于董先生的应该是学到一个艺术家的立场:用自己的眼睛去观看世界,用自己的真心去表现世界。

半个世纪后,2009年我应邀去北京参加“全球艺术品收藏论坛”。最后那天来到北京画院参观,正巧他们在举行一个董先生画展。馆长知道我是董师门下就要我出来介绍。面对一批来自欧美的学者藏家,我说:“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董希文的名字。但他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我相信董先生对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终有一天会被人们理解和承认。

 

内蒙之梦

很难忘记乘汽车去蒙古高原来到坝上那一刻的感觉。车在山坡上弯弯绕了半天。背后燕赵群山已伏脚下,天晴时说不定都能看到八达岭。汽车好不容易爬到坡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无际平原,天高云淡,风清水寒,顿时令人忘却尘世繁杂,精神为之一振。

老同学刘天呈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师范学院工作,一直邀我去内蒙访问。在中央美院进修一年多时间里,我就先后去过三次。那时我正在寻找个人绘画风格。我喜爱厚重拙实的墨西哥艺术家里维拉和安吉亞諾;[19] 也对当时正在杭州办油训班的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十分入迷。草原和草原人就成为我尝试新手法的理想题材。

第一次去内蒙是从坝上张北来到正兰旗。我与勇新、天呈和另一位内蒙师院的水墨画家张扬一起写生。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苍茫草原,倒像是江南的青山绿水。头一回住蒙古包;头一回喝奶茶,都说不尽地惊喜。画了一整天,空肚子回到住地,女主人送上满满一碗清澄的奶酒,喝完就醉倒了。白天穿过没膝的草原,野花迷人眼,蚊子隔着衣裳也能往身上钻。夜幕中找不到借住的“浩特”,走半天又回到原地,才知道什么叫“鬼打墙”。还是狗吠声才把我们带回了家。

第二次是寒假中来到呼和浩特。室外朔风凛冽,几分钟也难呆住。我们窝在宿舍中画穿蒙装的女孩,聊师院老师的八卦。天呈带我们去咖啡馆见识他欣赏的美女招待。让想象力掀开一页绵延的塞外浪漫故事。

第三次去时间比较长。我们作好充分准备,特意设计定制一种三合板画夹。架在地上可作大幅写生;合起来又便于携带行走。听说内蒙第一家基层表演团体“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旗,常去牧区巡回演出,很适合我们旅行写生的想法,就通过熟人加入他们队伍,到辽阔的锡林格勒草原环游一圈。

火车将我们送到草原小镇赛汗塔拉。在一间低矮的泥屋中找到乌兰牧骑队长伊兰。她个子不高,衣着平常。后来看到她跳盅碗舞,雍容华贵的身姿判若两人。九位演员歌手出身牧民,洗去仆仆风尘,个个也都是俊男靓女。和这个群体同行,当然不会寂寞。我们白天行路,歌声笑语不断。傍晚来到目的地,就忙着安营搭台。其实大多数演出场地并无“台”可搭。只是找个平坦草地,架上汽灯,配置乐器而已。观众不过是几家牧民,演出却认真完整犹如在大剧院。当火红晚霞越来越浓郁,如怨如诉的马头琴划破寂静草原,节奏热烈的安代舞让大地脉搏加快。天天欣赏原生态的高歌劲舞,我们仍然如痴如醉。有时草原强风颳起,飞沙走石,勇新和我就各站在舞台一角,用自己的大画板保护气灯的火光不熄。自觉也成了乌兰牧骑的一员。

家在草原,油画,1964

行程中听说附近镶黄旗举行那达慕大会,我们不愿错过。告别队友,搭上一辆过路吉普。司机在草原上逐黄羊、追云雀,横冲直撞把我们送到大会广场的中心。受到两天贵宾级的款待,我们到处写生拍照,却引起了公安人员的警觉。一查我们并未办理边防证,胶卷没收不说,还被迫搭乘了一辆老牛破车灰溜溜地离开。夜色中我们在一个小站搭上二连线的国际列车,坐进明亮的餐车,让淡淡的啤酒泡沫把离别的惆怅带走。

回杭州之后,内蒙的醇浓回忆难以忘怀。正逢全国美展征集作品,我开始创作一幅油画《家在草原》。画一位蒙族大娘在蒙古包中用奶茶款待路过的地质勘察队员。从画布制作、构图笔法和人物造型,我都试图把一年来所学发挥出来。结果虽不尽理想,但自觉还不乏创意。果然送到全国美展得到评委会的首肯。

那时文化大革命前奏已经开演。左派人物千方百计在文艺作品中挑刺找茬,以证明艺术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20]。有人打小报告说《家在草原》的作者有严重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美协有关人员也一度想把此画撤下。据说征询我们学校意见时,校领导倒帮我说了几句好话。认为我教学认真,要求上进,没有撤换作品的理由。《家在草原》终于在1964年的全国美展展出。可是展后作品并没有运回。那时文革风声越吹越紧,谁也顾不上一张画的下落了。

内蒙是我没有结束的梦。文革以后,我又曾与爱康和勇新一起去过东乌珠穆沁旗。这时牧民已经跨上“雅马哈”,蒙古包顶上也排着太阳能芯片。时代的色彩不可避免地覆盖了大片草原本色。1986年由美国石油商人哈夫纳发起的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画展览在曼哈顿开幕。我画的《盛装》挂在展厅入口处。陈逸飞、陈衍宁、王怀庆、艾轩等和我一起在画前留影,画中三位盛装华服的蒙族女孩背衬着都市风景线,显露出满脸的困惑和无奈。

 

10 疯狂的年代

1963年元旦,中央美院礼堂举行化装舞会。那时导弹危机刚结束不久,我记得同学翁若兰和广军穿上一身自制的古巴军服,惟妙惟肖,成为场中明星。我和姚钟华、张颂南等三人也凑热闹,用画室的黑窗帘裹在身上当斗篷,自己做了面具和帽子,扮作西班牙骑士。会散后兴犹未尽,听说文联也举行舞会,还和其他同学原装打扮一起去转了一圈。

多年后看到讨论文革起因的资料,导火线之一竟然是文联的春节晚会。1964年晚会的规模更大,花样也多,有人看不惯,斥为乌七八糟,堕落腐败,一状告到了中央。引起了后来毛泽东的著名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1]

文革前的两年实际上已是硝烟弥漫。文艺界被江青一伙批得噤若寒蝉,一片萧瑟,只有“左派”发声的机会。学校中大部分时间都已停课,师生们被派到乡下参加“四清运动”。看到农村基层干部一批批地挨整,实在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到了1966年春天,报上的文章和社论越来越激烈,谁都猜得到不寻常的事要发生了。

“五一六通知”发布不久,毛泽东亲自表态支持学生造反,“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狂风暴雨迅速席卷全国。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在教学大楼听到操场上乱哄哄一片。探首望去,只见方干民、黎冰鸿、赵延年等几位老教授被一批学生在烈日下驱赶。他们头戴纸糊高帽,脸上和身上都被浇满墨汁。我从未见过老艺术家这样惊恐狼狈;也难以想象年轻人会如此狂热暴烈。他们可能昨天还在课堂上你问我答;今天就演出了持强凌弱的悲剧。人性转变如此之快,令我不寒而栗。

在全国一片打、砸、抢的“革命行动”中,一次经历令我至今难忘。杭州有所灵隐古刹,传为东晋时印度高僧慧理所建,既是城中古建筑之翘楚,也是市民休闲消暑胜地。一部分年幼的中学生砸得兴起,扬言灵隐也是迷信堡垒,要把寺庙毁为平地。大学生们稍有理性,觉得有点过分,就结队前往保护。美院师生对传统与糟粕还有些分辨能力,当然站在“保庙派”一边,听到风声后,就匆匆赶去支援。大家围着庙门里里外外站了几排,阻挡蜂拥而来的中学生进入。双方面对面剑拔弩张,都不断高声颂读毛主席语录。中学生喊的是“不破不立”;大学生唸的是“保护文化遗产”。如此僵持了几天几夜,不少市民闻讯而来,只把饮料和点心送给大学生。气得对面的孩子干瞪眼。最后市政府派人协调,说寺庙是否要毁,将尊重大多数革命群众决定。但在双方达成协议以前,会派人在灵隐寺外筑墙封闭,既不开放,也不破坏。这一巧计扭转了可能武斗的僵局,也使这一有1600年历史的佛教胜蹟逃过一劫。围在庙堂外的砖墙一直保持许多年,直到1974年西哈努克访华指名要看灵隐寺,周总理才下令拆掉。

如果撇开这些荒唐幼稚的过火行为不谈,“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和诉求对我们这一代还是有一定号召力。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上面权力斗争的内幕。文革时提出彻底抛弃“封资修”遗产,创建崭新为大众的文化;批判当政者以权谋私,号召自下而上的“大民主”,都是很动听的口号,我们也信以为真,为自己能投入“新世界”的理想而兴奋不已。为了证明有脱胎换骨决心,我和一些老师同学一样,将大批自己的画作堆在院子里,放火焚烧一空。我虽不认同红卫兵“破四旧”的胡作非为;对“破”自身的“旧”,却油然生起一份壮士断臂的自豪。

然而我的革命豪情并不被看好。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我自然被划为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在信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犹如黥面纹身无法改变。当时校内有“抗大”、“红战队”和“赤卫军”三派。没有一个组织会让我参加。我支持相对温和的“抗大”。因为下笔比较快,他们也让我帮助起草参加辩论的大字报,但必须隐名埋姓,以免被对立派抓住把柄。有时抄好的大字报贴出,我只能等夜半无人时,才敢到芦席搭起的大字报棚前去欣赏自己的作品。

“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出现“大串联”的热潮。这可能是古今中外最罕见的大规模人群移动奇观。当时“革命串联”交通一律免费,每到一处当地都要供吃供住。所以全国各个角落的学生青年纷纷出动。参加“串联”的总人数至今难以估计,仅在北京受到“最高统帅”八次接见的就有1300万人之多。我们校园内的论战也渐渐沉寂下来,大家都各自结伴成伙,拼命挤入北上或南下的火车。

我和几位青年教师眼看在校内无事可做,也商定一起出发步行“串联”,为表示继续革命的决心,我们制作了一面队旗,上面是领袖手笔“从头越”三字[22]。扛着旗帜,带起袖章,的确有点鲁迅笔下“阿Q”那种飘飘然感觉。而路过村镇市集,人们也不敢小看我们,同样当“革命小将”接待。我们从临安过湖州,经常熟、溧阳,进入南京,花了整整七天。刚开始脚上打泡,一天走下来精疲力尽。到迈进石头城的时候,已经两脚生风,步子慢不下来了。

在南京红卫兵接待站住下,听说林彪发布命令,要学生停止串联,回校闹革命。我们就地举行了一次“路线斗争”会议,有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主张继续北上进京。也有人说执行副统帅命令不能打折扣,应立即乘火车返校。但大多数人取折衷态度,赞成打道回府,但长征的革命精神要坚持到底。所以我们选择了另一条皖浙边境的山路,绕行回杭州。记得穿过郎溪广德交界处,不知不觉走进了白茅岭劳改农场。看到衣着古怪的老少犯人在田间劳作,想不出这是何方世界。休息时狱吏居然还请我们在食堂饱餐一顿。多年后读有关资料,才知道我们闯入的是上海政府存积社会“残渣余孽“的一块“飞地”。

回校后我余兴未尽,1967年初又和殷光宇等结伴沿沪杭路走到上海。这次只花了两天多时间。日行百里完全不在话下。那时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成功,城中一片混乱,我们只好再往回走。途中应邀在嘉兴小住,为当地肉联厂工人筹办的革命路线展览画漫画。

一天晚饭后我照例上街散步,刚出厂门,一辆吉普在我们面前嘎然停下。跳出几位美院“红战队”小将,实际上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说要带我回杭州“交待罪行”。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坐汽车长途旅行,心情虽然紧张,但也落得消受。路遇另一辆载着杭州大学生的卡车途中抛锚。我下车小解,有人走来问:你们抓的“牛鬼蛇神”在哪里?我胡乱一指,才会意到这大概就是我了。

车到学校,我说要回宿舍,他们竟未阻拦。同室的金一德老师告诉我“红战队”已经在校内夺权。其他组织都作鸟兽散。我们宿舍被抄了几遍,我的日记本等都被交去。正谈间,红战队员又进来要带我去审讯。问我文革中干过什么反革命勾当。我说我干的是“革命勾当”。有人火气上来揪我头发,我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他们说你如此顽固,就只有关牛棚的份了,当晚就把我押解过去。

“牛棚”就是红卫兵关押专政对象的监狱,设在旧食堂的两间饭厅中。每间靠墙放着十几个双人床。一间关的是“死老虎”,即历届政治运动已清算无数次的“右派分子”、如金冶、朱金楼教授、前党委书记李家桢等。另一间就是文革以来被红卫兵“揪出来”的学术权威,党政领导。我夜半被带进室内,一排白发苍苍的脑袋从被窝里探出张望,都是潘天寿、颜文樑、方干民、黎冰鸿、赵延年这些老艺术家的熟面孔。

第二天红战队在芦席铺架的大字报栏下召开批斗会。油画系支书肖峰、系干事夏与參和我站成一排,都被剪成长短不齐的“阴阳头”,腰弯九十度,恭听一阵阵人群怒吼“彻底批臭油画系黑帮”之类口号。我听到自己的罪名是“一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又是隐藏在“抗大”背后的黑手。会后我便正式加入了“牛鬼蛇神”行列。

在牛棚中关了约两、三个月,日子倒比在外面清静得多。每天早晨起床清扫校园。随后站成一排背语录,念诵打倒自己的口号,再列队到食堂打饭。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开会互相批判,或各自写“交待”。只是隔几天就有人被叫出听候群众批斗,或押去游街示众。我在黑帮队伍中年纪最轻,只被拉去游过一次。数辆卡车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城中闹市。我在车上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要低头伸臂不动。时间一长,痛苦不堪。但稍直起腰来,就会招来小将们的拳头。

一天有个红卫兵要我把对面弃之不用的盥洗室打扫干净。那里又脏又湿,为何要收拾令人纳闷。傍晚,红卫兵押来一位穿旧军装的女孩。原来是“抗大”一派的头头、油画系学生陈爱康。她们的队伍被打散后,“红战队”满街贴上“通缉反革命分子陈爱康”的通告。她逃回北京家中,母亲也不敢收留。再返杭州,就与几位同派的战友一起,成为“红战队”阶下之囚。我那时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日后她会成为我的终身伴侣。

几位学生关进牛棚倒给我的命运带来转机。美院当时天天有外地群众来串联“取经”。有人看到牛棚中竟有如此年轻面孔,不免心生犹疑。红战队头领不愿担当“扩大打击面”、“不懂政策”的恶名,就把学生们放了出来。我也沾了年龄的光,一起走出牛棚。

但这并非真正的自由。我还属戴罪之身,没资格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好几个月时间里,我被勒令去厨房参加劳动。由于住在校内,厨师们安排我做早班。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学会开炉生火,熬出两大锅稀饭。起初常常火灭或饭焦,做了一段时间,渐渐操作有序,倒反而产生兴趣。自己一人能为师生做好几桶粥,不稀不稠,热气腾腾,拉进食堂时不禁会流露出一点成就感。

其实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低点。下班之后,就无事可做。昔日的同事学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作画读书更完全不被允许。我的生活成了真空。一天夜里,我带瓶酒独自来到城隍山上,遥望钱塘远去,西湖死寂,顿时觉得万念俱灰。我的第一位女友安枚在文革前夕因病去世;我心爱的艺术事业被全盘否定;如今自己又被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我想不出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

 

11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67年上半年各省市进入了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许多地方都爆发大规模武斗。毛泽东必定感到局面可能失去控制,因而亲自到华北、中南和华东几个要害省份做了一次视察。他在视察中的一些讲话于1967年10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表。在讲话中他头一次批评造反派,说现在是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并提出“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指示。这次长江南北的视察成为一个转机,标志着极左势力不再能为所欲为,中央企图结束动乱的无政府状态。

校园里的过火行为也开始降温。我被解除在厨房劳动改造的惩罚,允许回油画系参加一般师生的活动。风光一时的小将们闲来无事,就把精力转向另一个狂热的造神运动。按当时说法,是要以美术作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时期的创作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漫画或黑白版画式的急就章,又回头採用传统媒介,如油画、水墨画、雕塑等。各地争相举办“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展览。原来靠边或受过批判的教师,包括我在内,也被重新启用。

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集体创作,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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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文革初期饱受折磨委屈,我很容易被毛泽东南下视察所作的新姿态打动。选择创作题材时,就以此为内容,勾了一幅表现毛视察大江南北的画稿,题目引用他的诗句“人间正道是沧桑”[23] 。我没有採用一般写实手法,而是将毛的身体象徵式地衬托在云空中。身后一片红旗招展的神州大地。草图很快获得通过,但在开始上画布时,我被告知毛的头部必需由革命小将来画,身体也应由革命觉悟较高的教师执笔。作为一个“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只能涂抹画面的背景。不过我倒也无怨无尤。一方面让我重拾画笔已是万幸;另方面我觉得这鸟瞰式的大地和云层滚动的天空,正是此画的创意所在。

作品由周瑞文、徐君萱和我合作完成后,居然大受欢迎,大小印刷品出版多种,很多城市还複制到巨幅广告牌上。据说上海火车站广场迎头就能见到。当时“红战队”司令张永生已是浙江省造反派头目[24] ,我在版画系教水彩时他是班上学生。文革初期猛打猛冲,很受“旗手”江青赏识。1968年5月19日他与杜英信去北京受江青、姚文元、陈伯达等接见,随身带去这幅画和其他师生作品,大约想以此邀功。不料江青并不赏识,据当时记录传达,江青说群众欢迎的并不一定都好,并吹毛求疵地指毛的下颊画得不舒服等等[25]  。江青的批评当时等同“最高指示”。《人间正道是沧桑》一画从此被打入冷宫。大批印刷品停止发行,广告牌被覆盖,连原作也不知下落。

直到文革结束,许多文件披露以后,我才悟到,江青不喜欢这幅画是必然的。因为毛泽东在那次视察中的许多批评,都是针对“四人帮”煽动的极“左”作为,她自然不会高兴。也就在那次谈话中,她说有张《毛主席去安源》才画得好。不久这幅画就被捧为“样板画”,据说先后印刷九亿张之多。

文革后张永生被判处无期徒刑。在青海关押许多年。1994年我在温哥华帮助接待一批青海官员。外贸局长刘立勋给我看一件玉雕牦牛,问我可否帮助昆仑玉器寻找市场。我看牦牛造型不错,问他来自何处。刘局长坦率告知是劳改工厂生产。并说产品由浙江美院毕业的专家设计,原来竟是昔日叱咤风云的张永生。近年听说张已获释回杭。人生起落,世态翻覆,他想必有更多感慨。

自1968年起,”工宣队“进驻学校,师生在“战备”命令下多次迁往农村。先去过林则徐题讃过的桐庐梅洲 [26],又迁往胡兰成的老家嵊县三界。来到山明水秀的大自然中,政治斗争的硝烟仿佛远去。在梅蓉村时,我每天清晨去雾气弥漫的江边为房东挑水。木桶虽沉重,心情却无比轻松。工余还常拿一付理发工具,挨家挨户给人免费服务。朴实的农民见我诚恳卖力,少不了夸赞几句。与他们朝夕相处,自觉又拾回为人的自尊。那时爱康和我同在一个连队“接受再教育”,时常一起劳动和闲谈。师生之间本来已无隔阂,共同的经历更让我们走近。在三界冰天雪地中迎接1970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已决定终身要结合在一起。

爱康以前对我印象就不错。安枚去世的时候,班主任宋韧老师给学生读过她的病中日记,爱康听后曾躲起来大哭一场。她们两人都出生在延安。又都来自革干家庭。爱康父亲陈康白是位传奇人物。到文革后期我才见到这位岳父。那时他从秦城监狱出来,到杭州与我们同住,偶然也会说些陈年故事。爱康祖父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图书馆任职,与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共事。岳父不久也入校就读,和毛泽东先后同学。1930年他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在当地做研究。抗战爆发后,经老师徐特立引薦,他万里迢迢回到延安,成为共产党旗下第一位科学家,担任过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副院长和院长。建国后又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等职。文革前夕他是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他日记中时有对伟大领袖不敬之词,便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在铁窗下度过六年,岳父平反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

爱康母亲的经历也不同寻常。她18岁离家出走北上抗日,从广州辗转去重庆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为了途中安全,工作人员让她冒充叶季壮女儿前往延安。她到达后改名黎阳,进入自然科学院学习,与李鹏,叶选平等都是同学。后来又辅助徐特立院长工作。爱康出生时,就住在杨家岭右边的一间小窑洞中。因为这是毛泽东原来的住处,一直被当作革命胜迹妥善保护。2007年“长征计划”在延安开会时,我和许江、范迪安、张培力等都一起在杨家岭毛故居的这间小窑门前留影纪念。

尽管文革时爱康父亲已身陷囹圄,我们仍然被看作门不当户不对。我父亲与她父亲都是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但回国后各事其主,虽然先后都被打倒,国民党背景的“反革命”和共产党背景的“反革命”毕竟有所区别。我与爱康的结婚报告送到院领导处,很快就被退回。爱康母亲到杭州来探访女儿,党委副书记也找她谈话。要她教导爱康,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重。

未来岳母倒比较开明,把书记意见传达后,还是让女儿自己选择。爱康主意已定,我们决定再作努力。一位在人事处工作的朋友主动查了我的档案,发现并未有不良记录,就去找橡胶厂派来的工宣队大队长说项。第二次党委开会讨论时,大队长一句“重在表现”,就封了别人的嘴。我们终于领到一张印着林彪指示的结婚证。

1970年代的结婚仪式异常简陋。花十元钱,在杭州酒家办了一桌酒菜。两个单人木床一拼,宿舍就成新房。我们又买了一些糖果瓜子,款待来贺喜的老师同学。婚后没有多久,爱康和毕业班全体同学一起,被送到远离杭州的空五军农场军训。

那年年底,我也回到桐庐乡下,但不久就患上肋膜炎,高烧持续不退。赤脚医生处理不了,同意我回杭治病。好不容易住进医院,却不许打针抽液,要我坚持“中草药”的革命疗法。日子拖了许久,胸腔积液硬化,医生虽让我出院回家,但落下一个支气管咯血的毛病。一直延续许多年。1972年爱康回到杭州,分配在市卫生防疫站画保健图册。女儿郑凌也在那时出生。

文革的后几年泛善可陈。也许中央斗争仍然尖锐激烈,但大多数老百姓只是日日面对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的苦果。物质供应极为贫乏,连火柴食盐都要定量票证。工资又多年未涨,一个月几十元,有商品也买不起。学校仍未开门招生,教职员一部分在乡下盖房建校,“留守”城内的也不过每天坐在一起泡时间,名曰“政治学习”。女儿就在这种人人都当“逍遥派”的平淡日子中长大。

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去世,炭笔,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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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人祸为患,必遭天谴。文革爆发整整十年,果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灾难。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唐山天撼地摇,北京周围也颤抖不止。我那时带着女儿在西城大嫂家养病。与她们一家仓惶逃出大楼,在雨中渡过一夜。第二天到处捡些材料,在院里搭起简陋的地震棚,一住就是一周。为减少大嫂家中负担,我决定与女儿及小侄女“猫儿”一同南下投亲,不料一路上到处人心惶惶,在南京、上海、南通,许多人都仍住在室外“避震”。最后回到杭州家中,晚上还是要抱着蓆褥到操场上露宿。仰望满天星斗,真不知这场磨难何时了结。

一个多月后,中央电台长时间播放着哀乐,宣告毛泽东离开人世。

 

12  希望升起

1976年初,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堆起如山的花圈挽联,天安门前人海如潮,都是自觉来悼念周总理去世的群众,我也带着女儿跻身其中。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中,四岁的女儿天真地问我:“华国锋要不要打倒?”吓得我赶紧捂住她的小嘴。毛泽东去世后,先是“四人帮”被捕。不久邓小平重出江湖。华国锋也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中国处于一个新时期的门槛上。

1977年,美院在关闭10年之后,开始重新打开大门招生。在此以前虽也收过几届工农兵学员,但都是选拔方式,必须政治条件合格,才可能被推荐。这次恢复了专业课考试的办法,为无数热爱艺术、渴望已久的青年带来机会。申请报名的资料铺天盖地而来,邮局每天都要用卡车专门运送。老师们从早到晚经手上千份材料,看得眼花缭乱。直到今天,我还相信当年肯定有遗珠之憾,不知不觉断送了谁的前程。

不过入选的学生确实是文革多年积存的人才精华。黄永砯、许江、王广义、张培力等都是最初几届油画系招来的学生。一次去上海看画展,遇见育才的老同学阿西(陈德曦),那时他在南京艺术学院教书。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极难得的小青年,你一定要想法把它招进美院。那是我第一次与陈丹青见面,给我的印象极好。阿西拿给我看的一些速写也很有才气。回校后我征得系里同意,就带信让丹青来杭州报考本科。过了许久未见回音,阿西告知是中央美院安排丹青直接报研究生班,他自然去了北京。

我因肋膜炎后遗症影响,身体不适应江南潮湿炎热气候,那些年经常回北京养病,有机会看到首都艺术界的早春花讯。1979年春节,《迎春画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虽然展出的作品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文革后第一个未受官方审查的展览。6月“星星画会”在美术馆右侧路边举行,展出两天后就被关闭,引起艺术家上街抗议。我听到消息,都会从百万庄骑车赶到城里参观这些展览,还顺道去西单民主墙,挤在人群中看看又贴出什么大字报。北京这段时间气氛十分活跃。我虽然要花不少精力各方求医,但心情却空前兴奋畅快。

与我同住过牛棚的王德威文革后复出任副院长。他是“新安旅行团”[27]革命队伍出身,一般人印象中比较偏“左”,但他上任后却相当开放,支持各方推行改革。一次他告诉我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意和我院合办一次国外进口的美术图书展览,展后书店可将此批书刊以优惠价格卖给图书馆。我当即表示这件事值得做。图书馆以前国外藏书大都为1949年前购进。十年浩劫又完全中断,与时代已落后一大截,急需补充增添资料。王院长就要我和殷光宇老师、出版社的编辑司徒虹一起去北京挑选书展目录。

殷光宇是教透视学的老师。司徒虹出身华侨家庭,也是美院毕业的学长。他们都有一定外语基础。我文革前也学过俄语和英语。三人到北京后,拿到一大堆外文图书目录,供我们摘选。其实我们对国外出版界现状根本不了解。只好凭着极有限的西方美术知识,借助几本字典,尽可能挑选一些估计适合图书馆的书刊和图片。2008年中国美院举行八十周年校庆活动时,许江院长邀我回校帮助筹办近三十年校史的展览。图书馆居然找到我们当年订来的书刊目录。

这次出差在京时间不长,但工作很辛苦。因为书展时间已定,我们必须在限定日子内把订书目录整理出来,大家的外语又不熟练,只得熬夜苦战,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三个人都拼得精疲力尽。司徒有慢性病,任务完成后刚回到杭州家中,就一病不起。不久离开人世。现在每当人们提起那次图书展览的旧事,我都说不能忘记司徒。他是最早为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生命的一位艺术家。

美院一下子增添了大批新书,加上图书馆实行了比较开明的规则,允许部分开架阅览,杭州骤然成为全国艺术院校的注意点,不少外地师生专程来这里察看资料。“卖汽车买图书”的传言也不胫而走,给美院领导脸上增加不少光彩。八十年代的学生后来回忆在校日子,上图书馆可能是他们最美好回忆。尚扬曾在一篇短文“浙美的画册”中对此有生动描写:

“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当年9月,我的导师刘依闻先生就带着湖北美院的几位老师和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江浙一带考察写生,当然首先是冲着浙美的这批画册去的。这批画册到底有多少呢?摆满了整个的图书馆大厅,学校把画册用一个一个玻璃柜摆出来。这批画册对于中国的艺术青年来说,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印象派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艺术,西方世界一百年的艺术,全在这里一本本地任你打开。图书馆大厅每天从早到晚开放借阅,浙美的学生似乎全天都泡在那里,每天借这本换那本,厅里全是人。我们也挤在人群中间,几天都在那看这批画册,简直眼花缭乱,看到后来,觉得像吃了很多东西,已经撑饱了,还在往里塞,感觉眼睛都鼓出来……太多好东西了,看完很激动,好像血压都往上升。

“我们当时住在浙美招待所,条件哪能与今天比,一间小房里上下铺住八个人。但那时每天回来就写笔记,脑袋还浸泡在那些画册给予启示的激动之中,招待所的小房间也显得温馨无比。在浙美的那几天,何多苓几个川美的研究生住在招待所的另一头。全国的美术院校来了不少的人,川流不息,都是冲这批画册来。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美术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我始终觉得,浙美的这批画册跟这些事情还是有点关系的。后来我在想,最受益的是哪些人呢?是黄永砯、谷文达、张培力、王广义他们,他们的视觉资源和精神的出发点,与这批画册有很深的关联。”[28]

1983年王德威副院长在办公室打电话时,突然脑溢血发作,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他去世时只有57岁。[29] 今天我们很少听到司徒虹和王德威的名字,但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道路上,他们付出的心血不应该被忘记。

 

13 我怎样学外语

外语一直是我在学校喜爱的课程。学到一门外语,就像添把钥匙,可以打开另一扇门,窥探外面的五光十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里俄语课一花独放。我们的老师贝洛夫是白俄后裔,长得活脱像《战争与和平》中走出来的彼埃尔伯爵。他还指挥学生管乐队。我因为想多和他说话,也学起吹长号来。在老师影响下,我不仅俄语能琅琅上口,还与远在列宁格勒的长辫女孩斯薇特兰娜结成笔友。

文革前我在美院当助教时,杭州城里的机关干部夜校开设英文班,不收任何费用。我每周去两次,风雨无阻。几年来把许国璋编的英语课本啃完三册。第四册上到一半,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热心外语的人都要检查学习动机。就算没有叛国企图,至少也是拜倒在西方帝国主义文化裙下。

十年动乱,“知识无用论”盛行。大家把外语都丢得精光。文革结束后,为了赶上国外科学文化发展水平,政府决定选派一批大专院校教师出国进修。这是半个世纪来头一次为知识分子打开国门,机会难得,但要够资格入选并不容易。除了专业鉴定,还要参加国家举办的外语统考。能在短期内把外语拾起来的人并不太多。

我在北京养病时,也在活动调到气候较适合我的北方工作。中央工艺美院张仃院长还特地向浙美领导打过招呼。可是学校就是不放人。1979年一天,突然接到王院长从杭州发来电报,问我是否能参加英语考试?说艺术院校也分到少量出国进修名额,如果我有把握外语过关,学校就推荐我报考出国。

我明知这是领导不愿让我调离的一招,可是诱惑力太大,难以拒绝。离外语考试还有一个月时间。自觉如果备考方法恰当,也许还有胜出机会。

那时托福雅思之类英语考试还未盛行。教育部关于笔试口试的通知也语焉不详。我只得自己猜测该怎样应对。笔试要求大词汇量,一个月内拼命去背,也增加有限,可能连及格都有难度。我自以为口舌还算伶俐。如猛抓一下口语,口试考出好成绩,就可提高平均分数。对我来说,似乎是唯一可行战术。

主意已定,我就去向大嫂迺欣姐求助。她父亲程希孟曾任职于联合国经合组织,她也在美国上过学,英语底子应该不错。但她说自己不行,“我还是带你去找小冀帮忙吧。”

小冀就是大名鼎鼎的冀朝铸,哈佛大学高材生,是迺欣姐在美国结识的好友,当过毛、周和邓小平的翻译。他那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正好回来度假。小冀在他家里听了我一番话,说你这样的英语水平估计考上可能性不大。我想不考也是白不考。如果他能帮忙我就敢硬着头皮一试。

大家商量出个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我先揣摸一些可能的口试题,用蹩脚英文写出回答。请小冀修改一遍,再用他的标准美国口音念出对话,录在录音带上。那年头袖珍录音机十分稀罕,小冀从美国带回一台,答应借我用一个月。有了这一超级武器,我信心倍增,整天捧着它耳听口练。

考试成绩果然不出所料:笔试得分离及格还差一大截。但口试成绩优秀,超过大部分应考者,终于榜上有名,成为文革后全国美术院校中第一个获得出国进修资格者。教育部发来申请学校表格。我各方打听,填上了美国几所学校,兴高采烈地送上去,不料很快就被退了回来。理由是美国没有什么艺术好学。要进修应当去欧洲。

我寻思上一代前辈们都去法国,没有新鲜感,我不如申请去意大利。材料送出后教育部叫我耐心等候,还须抓紧时间学点意大利语。学语言我倒不害怕,难的是没有老师。那时国内没有一所外语学院开意大利语课。我到处托人寻找,最后被介绍给一位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做意语播音的女士。她家住在王府井首都剧场附近,离我借住的中央美院不远。她同意给我个别指导,每周两次。我得准备束修孝敬,那时对我还颇新鲜。

学了大约两月。老师说我发音比她一般同事还强,我也觉得意大利腔似乎比英语更有韵味。只是教育部始终没有消息。又过了大半年,千方百计托人打听,终于等到回话,说意大利外交部将我送交的材料遗失,一切得从头办起。主事人大概也觉得我等得冤枉,就放宽了口气说:你不是想去美国吗?那赶快申请个学校吧!我下的意大利语功夫算是付诸东流。

正巧这时,迺欣姐有位亲戚刘君若从美国回来访问。我们到西郊友谊宾馆去请教她。刘教授早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迁居美国。她一听我要找学校,马上说何不去我教书的明尼苏达大学,那里对中国学者十分欢迎。她与艺术系主任相熟,回去请他们发个邀请就是了。

很快就收到系主任麦肯齐教授[30] 的邀请信。出国手续终于进入正常流程。记得有次急需查明对方一份文件是否发出,我在迺欣姐鼓励下,壮起胆在午夜到西单邮电大楼去拨国际长途。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说话,寒冬腊月还紧张得浑身冒汗。明大中国中心主任妮窦(Patricia Needle)女士在另一头说,接到中国学者来电对她是“Happy Surprise”。远隔重洋我居然有问有答,令我喜不自胜。虽然几分钟电话费超过我一个月工资,骑车回家的路上还是禁不住哼起歌来。

 

14 萬湖之國

從飛機舷窗往下看,無數的湖泊就像撒遍大地的珍珠玉墜。明尼蘇達在美國中西部。密西西比河貫穿南北,沿岸有一万两千多個湖泊,是名副其实的万湖之国。明大艺术系的秘书苏珊(Suzanne Bardouche)前来明尼阿波利斯机场接我。她热情和善的态度使刚到陌生国度的我顿时疑虑全消。是苏珊把我迎进另一个世界之门,三十年来我们还都一直保持联系。

系里安排我先借住在迈尔斯(Malcolm Myers)教授家中。他外貌神似扮演西部英雄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所以朋友给他同样绰号“杜克”(The Duke)。我去时老画家在明大已教书30年。他的湖畔住所曾作为中西部有特色的名宅被建筑杂志专文介绍。杂志封面的粉红色房间就是我在美国的第一间卧室。

杜克开着他的卡迪拉克把我带到学校。艺术系小楼在法学系大厦旁看来寒酸,但外墙漆得色彩缤纷,在偌大的校园中倒独具一格。麦肯齐教授非常平易亲切。他把我介绍给系里的同事职员,又要人给我安排一间工作室。后来我从杜克教授家搬出,住进自己租的寓所时,他还亲自开车送来一大批各色碟碗瓶罐,说全是他窑中烧出的废品。但我不必再花钱去买餐具。

到达明城第一周,人地生疏,一切还摸不着头脑。三哥雨天有一位东北工学院的同事王永嘉也恰恰在明大做研究,打电话问我有无兴趣到美国人家做客,接触一下本地风土人情。我当然欣然答应。老王告诉我这家主人是牧师,对中国人很友好。那个周末我搭公车去明大圣保罗校区,来到校园附近一幢白色房屋。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慈祥老太。使我大感意外的是,她竟然用中国话打招呼,而且带有极浓的我老家豫东南口音。进屋后我被介绍给马丁逊牧师兄妹(Rev Paul Martinson 和 Charlotte Gronseth)。原来他们的父亲老马丁逊牧师[31] 在上世纪初就在中国布道,在河南信阳地区主持教会,与妻子和妹妹在那里住了很多年。马丁逊牧师兄妹两都在信阳出生,二战时才与母亲一起回到美国。全家至今仍能说流利的河南话。我告訴他们,我老家在信阳罗山。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去当地教堂。教会的圈子不大,我估计她与老马丁逊牧师可能认识。我们都很遗憾双方的父母早已作古,无法证实,但都为这段历史巧合惊异不已。后来Charlotte 曾请我去她任教的St. Olaf大学讲课。我也查到,原来老马丁逊曾在鸡公山上学和教书,抗战时在确山住过一段时间,这都是以前我父母常说起的地方。不久马丁逊牧师还帮我找到我童年的老师姚如云,重续了我们家与他中断三十年的联系。1983年我去伦敦时专门到牛津看望老人,发现他竟存有我们在文革中销毁的家庭照片。

美国中西部气候寒冷,但民情淳厚,待人热情周到,犹如传说中的“不沉之湖”,随时让你感到扶托在身旁的暖流。就地点而言,我相信初次出国者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我的正式身份是Honorary Fellow。有时自己在画室工作,偶尔旁听些有兴趣的讲课。系里还安排我与范伯格教授(David Feinberg)合作,在他班上获得教学的第一手感受。记得我应邀头一次在学术研讨会上用英语讲演,介绍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教育,我开了几个夜车准备讲稿,临阵还是担心词彙有限,资料不够丰富。会后主办者照例寄给每位演讲人一份听众反馈表格。我战战兢兢打开信封,读到的意见是“内容不错,就是太长了一点。”从此我敢于接受演讲或媒体采访的邀请。那时人们对大陆来的艺术家还很好奇。我介绍国内美术界状况,他们大多闻所未闻。

八十年代公派出国学者每月从使馆领到400美元。支付房租后省吃俭用勉强应付,但要买绘画材料或外出旅行完全不可能。使馆又三申五令访问学者不得挣钱。哪怕收到讲课费之类也要如数上缴。在一次美中友协晚会上我认识了英伽(Inga Thompson)女士。她喜欢中国文化,也一直关心帮助中国来的学者。熟悉以后她说自己公寓中有间客房可以租给我住,只要付点象征性租金即可。英伽年青时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美人,嫁给一位农场主。有次她带儿子乘小飞机去滑雪地,不幸飞机失事。驾驶员当场死亡,英伽也受重伤。十岁男孩在雪地走了许多路,居然被他找到救援,才奇迹般地挽回妈妈生命。但英伽从此失去右腿。她那时独自住在明城河畔一座公寓里,很关心公益事业和国际事务,年年都要出国旅行,直到八十多岁高龄还乐此不疲。我回国多年后曾在杭州家中接待过她。

另外给我不少帮助的是香港来的女画家许雪碧。她在市内开一家画廊“Hui Art”,看过我的作品,就邀请我去办个展,还教我如何裱褙装框。展出时她问我卖不卖。我虽然正缺学习费用,但按规定不得有任何收入。为难之际,系主任麦肯齐出一妙策,要我写封信把一些画捐赠给美术系。卖画所得款项就由画廊直接付给学校。然后系里为我设个帐户,我如买画具或外出,材料店或旅行社直接向系里收款即可。麦肯齐这一招使我两年中免去后顾之虞。我不仅可以从容作画,还能到美国各地旅行,甚至去了向往已久的墨西哥。

女画家苏珊·科恩(Susanne Cohn)曾在1980年来杭州访问过,也是我最早联系的美国朋友。她在苏荷区Prince街的工作室兼住所,成为我每次去纽约的落脚之处。下楼就是画廊,出门可上地铁。到各处美术馆都很方便。苏珊身材瘦小,但精力充沛,大约看我初来乍到,事事都安排得无微不至。我也乐于听候摆布。苏珊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左派犹太知识分子。她的言谈让我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另一面。后来我曾专门请她写过一篇文章“谁来酬报吹笛人”,讨论西方自由社会中艺术家的地位,由我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32] 一次她带我过河到新泽西州,看望当年与她一起访华的西戈尔(George Segal)[33]。这位著名雕塑家的工作室原是一个养鸡场。巨大连绵的空间好像美术馆,布满他用绷带缠在真人身上做成的塑像,给我留下强烈印象。后来我们一起坐在门廊喝咖啡。西戈尔听完我自我介绍,缓缓地说:“I am sorry”。不清楚他究竟为何遗憾。是大陆艺术家的文革遭遇,还是觉得我们来错了地方?

那些年国内来的艺术家还不多,对前途确实茫然。除个别进入学校外,大部分人都要设法卖画谋生,艺术理想不得不放到一边。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探望朋友。在纽约丹青和素宁请我到家里吃饭,也会把陈逸飞邀来聚会。袁运生与黛华住皇后区,他谈起淘宝经历总是兴致勃勃。我也结识了一些台湾艺术家,如庄喆、卓有瑞、司徒强等,他们来得较早,在苏荷的画室已很令人羡慕。傍晚我会去西4街的华盛顿广场或42街时代广场,那里一长排艺术家摆地摊画像,其中必有不少熟人。

也有中国艺术家散居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的梁铨和叶其璋都来自杭州,仍在学校苦读。洛杉矶的丁绍光和蒋铁峰以高丽纸作重彩画,已开始被市场看好。一次我去洛城开研讨会,丁绍光到酒店来看我,要驾车带我去拉斯维加斯。在内华达的高速公路上,他突然半途停下让我驾车。那是我生平头一次坐在方向盘后,壮胆开了几分钟,吓出一身冷汗。

在美国两年中我开了三次画展,一般评语也不错。但最大的困惑是在画室独处时。 出国后眼界大开,知道艺术天地广阔,任你自由飞翔。可是自己受传统学院训练,就像有无形绳索捆绑,难以展开双翼。这种欲飞不能的挣扎使我深感痛苦。暗自提醒自己今后重持教鞭时,万不可再让学生受束缚。

       

15 从泰晤士河到贝加尔湖

1983年初夏,我开始计划去欧洲的旅行,想利用这一难得机会走遍欧洲各国,瞻仰从前只在书中熟悉的美术馆,最后取道莫斯科乘西伯利亚火车回国。主意已定,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申请各国护签证。八十年代要向签证官们说明一位大陆人前往旅游的理由谈何容易。我费尽口舌,他们仍会满面狐疑地望着我发愣。

直到在伦敦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才相信不再是梦。曾在明大学艺术的夏兰(Sharon Folland)到维多利亚车站接我,带我住到她友人家里。在欧洲我一路上得到不少新老朋友热心接待,省了些旅馆费还在其次,主要是接触当地人情世故,免除了旅行者寂寞之苦。

我从伦敦到都佛,东渡去比利时。然后由西欧向南欧,再转中欧、北欧,最后从芬兰进入苏联。两个月间走过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布鲁日、阿姆斯特丹、巴黎、马德里、托列多、巴塞罗那、佛罗伦萨、罗马、米兰、威尼斯、维也纳、慕尼黑、图宾根、科隆、汉堡、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等许多城市。一张欧洲铁路通票,到处畅行无阻。对比以前在国内多少年抢票挤车的经验,想不到乘火车竟有这般方便乐趣。

三十年前一个中国人在欧洲城市独自晃荡极为罕见。公派人员须三人一组外出。衣着行止也一目了然。我背着相机包到处问路,免不了频频被问“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他们就猜韩国或台湾人。谁也不相信我来自红色大陆。去科隆途中遇一女士闲谈,她曾去过北京,见我如旧友重逢,一定要请我去她家做客饮咖啡。还有次与一对丹麦夫妇同车厢。他们刚读过《末代皇帝》,从汉堡上车到哥本哈根一连串问题不断,答得我口干舌焦。

参观美术馆时我身背两个相机。一个拍负片,一个拍反转片。做笔记腾不出手,就拿个小录音机对讲几句。我想出国一趟不容易,看到的都得记录下来,回国后是极其珍贵资料。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我几乎拍下了展厅所有作品。维也纳Belvedere美术馆收藏的克里门特(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作品居世界之冠,但保安却不允许拍照。我只好求见主管,向她说明自己来自中国,那里千万学生根本没机会看到西方艺术原作。这句话似乎打动了她,终于破例让我拍照。环游欧洲十二国,我拍的幻灯片和照片不下数千张。那时还没有数码,行李中胶卷幻灯片占了一大堆。

如今大师们杰作的印象已渐淡出,忘不了的是布鲁日水上旅馆随波荡漾,托列多古老城堡云腾雾罩。佛罗伦萨廊桥上,吆喝小贩也潇洒雅致,威尼斯绿园中,残枝败叶仍诗意盎然。在新大陆住了两年之后,欧洲让我思乡怀旧。中国也古老深沉,但再也找不到这份宁静和细腻。去丹麦的最后一天,我来到安徒生故乡奥登塞。小镇平凡落寞如作家本人,我远途而来是为了要献上一生的敬意。我们孩提的感动和情怀,无不成长在安徒生的书页中。

波罗的海渡轮有九层高,就如海上宫殿。想不到在赫尔辛基美术馆,看到最前卫的西方艺术。第二天从芬兰乘列宾号火车进入苏联。车厢中遇一个翩翩少年,说自己来自智利,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去芬兰为了重续学生签证。他邀我到包厢里喝酒,然后说出真意,请我帮他带一只手提录音机入境。他说你是外国游客不上税,也不会查。我其实不是很谨慎警觉的人,但也知道当时中苏关系不佳。就说自己持中国护照,不愿遇见麻烦。

告辞少年不久即达边境。几个边防军人板着脸进入车厢。要我打开箱包,里里外外搜了个遍。还要我解开皮带、脱下鞋袜供他们检查,折腾一个多小时仍不罢休。我壮胆问他们搜查什么,一位军官模样瞪着我答道:“Drugs!”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位智利小伙是要我当“骡子”。列车员大妈当然早已监视举报,才引来这番搜身之祸。车到莫斯科我眼看那小伙在月台被人押走,心中着实后怕。如果当时我接下录音机,从此肯定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人间蒸发。

莫斯科意外地充满粗糙蛮气的东方味。列宁格勒却十分欧洲,只是比威尼斯庄重,比马德里优雅。基辅城点缀着栗树和喷泉,显得格外妩媚。这些城市的名字从我们幼年就时时入梦。亲身站在林荫道上只觉得格外熟悉。我在特列嘉柯夫美术馆中漫步如数家珍。瓦杜丁将军墓前我的历史知识令导游大为诧异。从涅瓦河畔的酒店房间掀开帘子,看到曙光巡洋舰铁灰色侧影,仿佛它从来就亍立在我窗前。

在莫斯科买好回北京火车票,还剩下一些美元。想花掉却无东西可买。给外国人开的“小白桦树商店”几乎空无一物。好歹挑了几张唱片和一套“玛特辽斯卡”娃娃。上车后才发觉人人都提着一篮子食品水果。而我只能天天到餐车啃硬面包,喝千篇一律的罗宋汤。好在包厢内每日都用带银套的杯子送上红茶,给旅途留下一点精致醇香很俄罗斯的回忆。七天后火车绕过浩瀚的贝加尔湖,在满洲里换上中国餐车,我才请萍水相逢的朋友去大嚼了一顿。

清晨火车穿越中苏边界。朝雾中一群穿补丁棉袄的孩子沿着铁轨蹦跳着上学,向列车挥着他们冻红的小手。一霎那我忽然热泪盈眶。我并不多情善感。两年中看过了大半个世界之后,再回到自己生长的土地,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痛。

 

16 八五新潮

1983年从国外回来,刚到北京就有人传口信,说台湾《艺术家》杂志登过你的消息,最好先主动把情况说清楚。原来在明尼阿波利斯曾开过一个小型的中国艺术研讨会,由李铸晋教授主持,袁运生、庄喆和我分别发言。当时在场有位台湾记者,《艺术家》就刊登了她的报导。那时海峡两岸势不两立,沾一点台湾的边也了不得。其实我并未说什么不妥的话,但还是写了份对此事的汇报,带着它回到杭州。

前一年刚搞过“反精神污染运动”,虽然虎头蛇尾,人们仍心有余悸。都说你如早几个月回来正好当靶子。回校后气氛已略见宽松。开始请我给师生演讲,介绍西方艺术见闻。八十年代能出国的人还很少,回国者更是罕见,人们都渴望了解外界。我的亲身见闻再加大量幻灯图片,对听众很有吸引力。我也放开胆子,如实道来。从艺术潮流谈到美术教育;从博物馆学谈到智力开发,一讲就是数小时。以后更被请到校外去讲,一发不可收拾。在中央美院演讲时,朱乃正曾大笔疾书海报:“郑胜天纵谈西方艺术”。讲了两小时还未尽兴,晚饭后再回大礼堂续讲。多年后一次在巴塞尔博览会与朋友同桌闲谈。方力钧还记得那次讲座。他调侃侯瀚如说:那时你就很牛。郑老师来演讲所有的人都去了,唯有你一人不去。

1984年在沈阳举行全国美展油画展览。我也被请去演讲。这次在鲁迅美院讲了四个小时,窗里窗外都是人。旅馆与我同住一房的是位年轻军人,说自己在成都部队当图书管理员,名叫汪建伟。我看他文雅谦逊,谈吐不凡,很有发展前途。就极力劝他到浙江美院来考研究生。他后来一直记得我向他介绍西方装置艺术。说自己头一次听到“装置”的名词,感到十分震撼。

那次展览会上,汪建伟的作品《给妈妈写信》获得一等奖,但后来研究生却未能考上,只因英语没有及格。那一届同样被外语卡住的还有连环画《枫》的合作者陈宜明等人,我请学校专门为他们办班补习,仍然未能过关。考虑到人才难得,后来征得院领导同意,索性把他们留下来当助教。我想不通为何留住人才如此艰难。为此也曾写信向文化部反映,说艺术考研重在专业水平,连英语国家都会不拘一格,中国用外语成绩堵住人才大门毫无道理。

同年美协在安徽泾县召开了全国油画座谈会。我也在会上介绍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批评国内搞创作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美术报》创刊号曾以头版报导。泾县会议是美术界思想解放的先声,为“85新潮”的到来打开门户。会后大家一起乘巴士上黄山。车上有靳尚谊、詹建俊等前辈,也有尚扬、李正天等八十年代扬名的艺术家。我们在盘旋山路上见到过往翻车残迹,有人戏言:“如果这辆车也翻下去,中国油画该不会倒退数十年?”

以后我将各地演讲整理成文,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如“现代艺术之后”、“西方美术教育趋势”、“创造性教育与国际美术教育组织”、“西方美术馆历史与现状”等。这些文字现在看来都嫌肤浅,资料也不尽准确。但二十多年前还是有其新意。所以我仍选了数篇,收入在另一本书《艺坛漫游-当代艺术风景线》中。

返校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油画系主任。然后又兼外办主任。刚从国外回来,搞对外交流的事我责无旁贷,我以为最重要莫过于邀请外国学者来讲学,让师生得到第一手材料。那些年来校讲学访问者不乏著名学者。如牛津大学的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伯克利加大的谢尔兹教授(Peter Selz)等。1985年我请明尼阿波利斯美术学院的维罗斯科教授(Roman Verostko)来讲二十世纪美术史。由于意识形态影响,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在中国是知识断层。以前讲美术史到印象派就一刀截断。文革时江青胡说更把印象派、抽象派混为一谈。罗曼是我在明城认识的朋友,原为天主教神父,一朝突然脱袍还俗,回到大学教授艺术史。他为这次讲课准备了上千张幻灯片。为了影像效果好,我特地设计了一个从屋顶吊下的放映架,还让教室挂上遮光窗帘。这在当时都非易事。学员是来自各美术院校的教师。这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系统地讲授二十世纪西方美术,自3月16日至4月27日,共分十六个单元。不仅分析了当代潮流的来龙去脉,还预测了艺术发展的未来。当时美院还没有电脑,我们从浙大借来一台,罗曼演示简单的操作,也令学员大为兴奋。罗曼夫人爱丽丝是心理专家,嗓音出奇地低沉柔和,对病人肯定有安神定心的作用。她在学校为青年教师上英语课,颇受欢迎。2009年我应邀回明尼苏达大学演讲。罗曼带我去疗养院看患脑瘤而变痴呆的爱丽丝。可是她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用她那磁性的低音叫出我的名字。

1984年我与金一德一起担任毕业班导师。学生有刘大鸿、耿建翌、魏光庆、王丽华、陈仁、魏小林等人。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上课。我知道学生对我期望甚高,也自许绝不令他们失望。我始终认为艺术教育其实并无东西可“教”,好的老师只能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求知与实践环境。就好像园丁只要保证园中阳光、水分和养料充足。植物成长并不能用人力催生。有才能的学生其实不用教;差的学生我们也无策可以教好。

这年毕业创作许多同学都不甘人云亦云,各人有自己的想法。耿建翌画的《灯光下的两个人》挑战历来人物画必循的“歌颂性”常规。魏小林的《黄河》系列也反叛风景画须优美诗意的观念。陈仁的《跳高》不拘于时空一致的不成文“现实主义”法则,被人批评袭未来主义残唾。刘大鸿的《满园春色关不住》,画一群倒头观看的年轻人;王丽华的《画室》只表现身边普通人物,都引起很多老师质疑。可是我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发挥自己创意。我们可以给他们反馈,帮他们分析。但绝对不可封杀。

那年除油画系外,雕塑系学生也作了些“出轨”作品。毕业作品一展出,校园中就掀起轩然大波。院里召开了连续三天会议,由系主任以上干部和任课教师参加,讨论毕业班创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多数人都对学生们不循规蹈矩不以为然。更不能容忍他们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路线。有位来自“党报”的编辑(我至今不知他为何与会)声泪俱下地说:社会主义的美术学院怎么能培养这样的学生?我和金一德虽竭力为学生辩护,但显然居于少数。会议是否做过结论我已记不清,只是深为学生感到不平。学生有创新意识正是学校要鼓励和欢迎的,却反而被群起而攻之,颇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偏激与狂热。沮丧之余,我为校刊《新美术》写了一篇题为“并非对创作的评论”的文章,表明我支持学生的态度。

  不久北京《美术》杂志编辑唐庆年来校采访。他听了各家之言,回去在杂志上发表了对此事件的详尽报导。还刊登了不少学生作品彩色照片。《美术》是官方刊物,给与篇幅多少有点支持之意,很快就传遍美术界。也成为“85新潮”中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这些学生大多以后都在当代艺坛中表现出色。他们的才华如果当年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将是何等可悲的事。

赵无极是杭州艺专老校友。文革中曾回国探亲过一次,对外介绍了户县农民画。1985年他回校讲学,院里要我负责接待安排。从1950年代“马训班”起,国内美术院校请外国人办班似有固定模式。总是由各院校选派一、二位教师。政治可靠,艺术思想“正确”是首要条件。六十年代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到杭州,学员是清一色共产党员不说,白天上课,晚上还派人给他们“消毒”。这次上赵无极班虽然没说非党员不可,但也都是主力教师。我告诉赵先生这项安排后,他立刻反映激烈,说他只想教年轻学生,没兴趣教老师。院领导为此十分为难。因为此乃文化部指令,而且已通知各校派人前来。我左思右想终得一计。就向赵先生提出,请他允许教师仍来上课,但将我教的一班学生插入,师生各半。他接受了这一折衷办法,笑称我是“波士”,学习班终于顺利开课。

赵先生上课期间,法国电视台四频道派了一个摄制组跟随拍摄。导演于得乐(Claude Hudelot)工作十分投入,也从此使他结下中国缘。2005至2008年他出任上海法国领事馆文化参赞。介入更多当代中国文艺活动。去年在法国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MAO》,热忱一如当年。

赵无极学习班的成果和影响远远超过预期。正当许多艺术家试图脱离“现实主义”樊笼之际,赵先生的讲学令他们如沐春雨、耳目一新,在八十年代确有启蒙意义。课程结束后我请参加学习班的许江执笔写一篇总结。多年后许院长在一次餐宴上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被赋予重任。完成后自信心大大增强。

杭州在85运动中被称为当代艺术“震央”之一。校园内外艺术家互动频繁、思想活跃。张培力、耿建翌、宋林、包剑斐等毕业校友组成“池社”,首届展览就在美院陈列馆举行。校内也组成“中青年教师创作组”,由时任院长助理的潘公凯主持。王公懿、谷文达等都是主要成员。谷文达还在西安首次展出水墨装置作品。1986年,工艺系学生孙人等筹办了一个“86年最后画展”。也许题目出得不祥。展览还未正式开幕就被指责“丑恶、色情”而勒令关闭。院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名曰讨论,实有声讨之意。慷慨激昂的大批判似又卷土重来。我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也无言可发。辩论实在并无意义。短暂的春天看来就要结束。我不知道刚刚萌生的当代艺术幼芽是否要经历另一番风雨摧残。

 

17 客居圣地亚哥

1982年一个冬日下午,明尼阿波利斯天色已暗,我背着提包从工作室走向公共汽车站。“我可以带你一程吗?”突然一辆卡车停在身边。开车的是曼斯菲尔德(Robert Mansfield)教授。他来自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和我一样在明大艺术系当客座。不过我们还未有过交谈机会。

1985年底我在杭州意外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希望以交换方式到杭州教书。国内那时并无此种先例,尤其经费安排难以对等。中国教授拿国内工资不可能在美国生活。国际机票更负担不起。后几经磋商,圣地亚哥州大同意支付我每月1000美元额外工薪,并承担双方旅费。次年夏天,在阔别美国两年多之后,我又飞到阳光灿烂的太平洋岸。

加州和我住过的中西部俨然像两个不同国家。也许因自然条件优越,又无悠久历史,形成了一种散漫自如、各行其是的生活方式。我刚到圣地亚哥,没人来嘘寒问暖,有些不习惯,还以为是否对外人比较冷漠。后来才发现这里人人都一样,一切全靠自己。于是赶紧想办法租房学车。不久拿到驾照,花几百元买了一辆老旧福特车,才算初步达到做加州人的资格。

州大艺术系的西班牙式建筑十分有特色。居高临下面向五号公路,红瓦白墙十分显眼。我在系里被安排教素描和水彩课。面对的课堂状况与那时国内恰恰相反。国内一班学生不超过10人,这里起码要多四倍。国内全班只有1、2位女生,这里女生占一大半。国内上课老师可以姗姗来迟;这里老师如果不提前到教室等候,学生就可能自行走散。虽然我在明大待过两年,也要花些时间才能适应状况。一次有位女生来办公室找我,哭诉我给她的分数太低。我查看后说B+也不错呀?她说你是中国人,不知道我们美国人非要Excellent不可。

我来圣地亚哥前后,较重要的活动是促成第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在美国举行。我先前就认识华敏臻(Michelle Vosper),她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属下亚洲文化协会驻香港代表。1985年她介绍瓦利·尼尔逊(Waldemar Nielsen)来杭州访问。我陪他参观了沪杭宁的一些美术院校,与一些艺术家见面。那时85新潮方兴未艾,瓦利非常兴奋,说西方太不了解中国艺术,应当送去美国展览。但当时办出国展难度极高。瓦利就兴致勃勃地在各地买了些画,随身带回去。王广义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当年的情景:

“他(郑胜天)说几月几号我领尼尓逊到杭州来,广义你要方便你就来一下,看看你的东西,可能会要,也没有说一定要。其实我完全没必要把画弄过来的,当时感觉这事是个机会,就把画卷过来了,卷到杭州,而且是张培力帮我打的框子,因为感觉你卷着看你不可能买,必须把框弄好绷上,看着像嘛。当时放的那个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放到那个浙江展览馆的一个地方。老张当时在美协工作嘛,那个地方他可以用,然后帮我打好那个尺寸的框子绷上放在那。然后郑胜天领尼尓逊来看……好像还没有问多少钱,根本没有还价的意思,他就要了。我说那太好了,郑胜天就在那翻译。我记得非常清楚,尼尓逊从包里拿出钱包三百美元。那当时激动坏了。……然后我张培力、耿建翌还有宋陵、包剑斐,我们几个人到一个好像是快餐店啊什么的地方,我请他们吃水晶包。老张就开玩笑说,广义,现在在这个小饭店里边,你是最有钱的人了。”[34]

支持瓦利这次旅行是石油大王安德森。他的ARCO石油公司总部在洛杉矶。瓦利回国后找到位于帕莎迪纳的亚太博物馆。馆长卡曼斯基(David Kamansky)是位为研究西藏文化的专家,常去中国访问。在他们共同努力下,第一个在北美举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开门之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绘画》于1987年夏开幕。展出的46件作品,包括耿建翊、张培力、许江、汪建伟、陈钧德、俞暁夫、戴恆杨、孔柏基、陈家冷、刘国辉、沈行工、王公懿等八十年代重要的艺术家,也有不太知名的年青艺术家作品。展览呈现了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作品虽粗糙但很有活力。瓦利在展览画册中写道:“这不仅是一个艺术展览;也是为了要使人了解在当前中国关键性的变革时刻艺术方面的概况,以及艺术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的面貌。”[35]打开中美建交大门的基辛格为画册作序说: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好棱镜。[36]

记得展览前夕,ARCO艺术部来找我帮忙。说张培力的油画《爵士》背景大面积颜色剥落。这里的维护专家用的材料和中国不同,不敢处理,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因为带了一些中国油画颜料过来,就同意帮助修复。国产油画布底子质量很差,所以很易碎裂脱落。我知道很难小修小补,干脆把全部背景重涂了一遍。做法虽不规范,但当时也只能如此解决。如果我知道培力的画今天能买到两千万港币以上,恐怕不敢随便落笔。

展览开幕的同时,博物馆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讲演人除我以外,还有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主任林露西(Lucy Lin)。她曾主办过一次中国水墨画展览,也是最早在北美的当代中国艺术展览之一。

另一个较早的展览是在纽约举行的《中国当代油画展》。主办者哈夫纳(Robert Hefner III)是奥克拉荷马一位石油商人,八十年代曾去中国寻找石油生意机会。他说石油没找到,倒找到了油画。哈夫纳对中国艺术家的油画技术十分欣赏。先赞助过一次国内的油画展览。后来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合作,声势浩大地运了一批油画去美国,于1987年4月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哈格纳斯邸展出。这是紐约上東区一座文艺复兴風格的豪宅,有段时間被一所芭蕾午学校租用。在这里办艺术展览可能还是头一次。

国内来参加开幕式的有王怀庆、艾轩、王沂东、陈衍宁等几位艺术家。哈夫纳也请我从圣地牙哥赶来。大家被安排住在唐人街附近一家中国人开的旅店中。一个房间好几人,连中国小镇招待所条件都不如。住在纽约的陈逸飞也来凑热闹,大家挤在一起过夜,聊起来没完,仿佛回到以前上山下乡日子。

参加中国当代油画展开幕式的部分中国艺术家


这次展覧雖然办得排场,也請来众多名流貴妇,但並未引起艺术界太大注意。后來哈夫納用这批画在附近的麥迪遜大街開了一間画廊。大概生意不尽理想,不出二、三年就关张大吉。

我的油画《盛装》也被选入这次展览,挂在展厅入口,但展出后一直没有归还。美协告知我有些未运回的画仍在哈夫纳手中。几年前,我与一位朋友偶然提起这事,他说他认识哈夫纳画廊的前经理。询问后,那位先生说:我当然记得这张画。要知道它的下落,你去问Lisa Lai吧!Lisa 是哈夫纳的中文翻译,现在无人知道她身在在何处。

我在圣地亚哥那年,国内外交流已明显增加。学校领导人院长肖峰、副院长赵宗藻和文化部艺术教育司高瑛、中央美院朱乃正教授等都来访问过。谈起进一步推动中国艺术走出国门的前景,大家都很赞同。我也安排在那年夏天学期结束后就返回杭州。

1986年我出国后不久,爱康和女儿在也以探亲理由前来圣地亚哥,逐渐熟悉和喜爱起这个亚热带城市的生活。女儿进中学不到半年,语言交流已无问题。爱康也考上驾照,可以自己开车出门。后来我们搬到一个犹太裔聚居的住宅区。房东Florence 为上一代俄国移民,虽已到退休年龄,却不甘独居寂寞,仍然天天上班。她和我们相熟后,待爱康和女儿如同家人。爱康也觉得刚来美国不久就要回去,未必可惜,决定留下再住一年。我帮助爱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办了访问学者身份,她也找到了一份手绘服装工作。虽然收入微薄,但可勉强维持两人生活。一切安排妥当,我就只身一人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18 风雨欲来

中国人都知道《参考消息》。在资讯封闭年代,这份小报带来一点经过筛选的外界信息,还要有特权者才能读到,1988年我回国后,深感我们对国外艺术界状况了解太少,就以浙江省世界美术研究会名义,办起一份同样版式的小报《世界美术信息》(开始叫“国际美术信息”)。编委会有范景中、樊小明、耿建翌、顾震岩等人。当时还无“上网”之说,内容是从能到手的国外报刊上择取翻译。虽有一定时间差,但还是比一般书刊要快得多。我在发刊前言中说:“获取、储存、变换、传递、处理以至控制各种信息,将是使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头等大事。”[37] 希望国外及时的美术信息,能为读者带来益处。不料还真是立竿见影,发行不久就有艺术家来信说,看到刊登的国外艺术竞赛消息,送件去后居然获奖。

世界美术研究会是1988年6月在杭州成立的学术交流团体,在国内尚属首创。我们提出“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开幕时举办了小型的学术报告会。除了由刚访日归来的潘公凯介绍出国观感外,演讲人还有旧金山美术学院院长马丁(Fred Martin)和汉堡美术学院系主任卡彼·布莱梅(KP Brehmer)。这两位对浙美与国外的早期合作都贡献良多。马丁早已退休,现与我同任旧金山亚洲美术馆顾问,仍常在会上相遇寒暄。卡彼是许江和吴山专在德国的导师。他与我同岁,可惜于1997年英年早逝。

八十年代另一位应留名青史的外国朋友就是上文提到的瓦利·尼尔逊。他二战结束时首次来华,对中国半世纪来的巨大变化印象深刻。虽然自己出身外交官,却充当了最早在美国展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推手。后来他更有意帮助中国艺术家打开国外市场。先介绍洛杉矶画商莱斯特(David Lester)到国内考察,运来一批进口颜料供艺术家使用。又鉴于中国艺术家写实功夫了得,计划建立一个肖像画公司从国外订货。1988年他在纽约成立了国际艺术研究会(IIA),请到蓬皮杜夫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伦敦泰特美术馆董事等担任顾问,准备在中国大展拳脚。我也被邀请担任副会长。 IIA最初的项目就是赞助《世界美术信息》,不久又支持在杭州举行《中国油画邀请展》。

瓦利也是非盈利基金会事务的专家,他著述中谈及善款的“杠杆作用”对我颇有启发。我们筹办油画邀请展时,瓦利介绍美国卡纸制造商奥斯曼(Bud Ozmun)捐赠五千美元,虽不够办展览,但外币却有非凡效用。我用此款请上海马利颜料厂厂长到美国考察一趟,该厂则同意成为独家赞助商为展览买单,使邀请展顺利办成。后来IIA还与潘长臻老师主持的中国水彩画协会合作,为全国水彩画年展设立奖金。并将获奖作品送往纽约展出。

有次瓦利又到杭州,我带他来到金桂飘香的满觉壠。此地在文革时期建起一座电子元件厂,因污染风景区环境,政府已决定搬迁。杭州市政府计划改为文化设施,文联找我策划,我建议利用现有厂房改造成“国际艺术村”,接待国内外艺术家。以前我在北美参观过多处艺术家创作营(Artist Colony),很希望这样的设施能在中国出现。我多次去勘察过,厂区背靠虎跑山,面对石屋洞,玉皇翠峰为屏,远眺之江环抱,实在是难得的宝地。两座大车间结构完好,稍加清理就可成为理想的艺术工作室和展示空间。瓦利参观后也十分兴奋,愿助一臂之力。

计划已定,我被任命为董事长,政府也批下首期拨款50万元装修。但没想到一起步就困难重重。我乃一介书生,对现实政治经济运作内幕可谓无知。上面委派一位经理,完全不顾我们讨论的艺术村理念,要将车间改成商店,将住房接待一般游客赚钱。据说他有后台,我根本无门撤换他。不久我又被告知,50万装修费已被财政部门直接拨给他们看中的建筑公司,一分钱都不会到艺术村名下。我实际是“人财两空”的董事长。一气之下,我送上辞呈再也没有过问。

大约1992年我从加拿大回杭州,文联主席约我吃饭。说我的董事长一职从未被撤销过。他们又带我来到满觉壠。只见房屋依然破旧、满目一片疮痍。有些盲流般人物在打地铺睡觉。他们说那位经理亏空数十万,已溜之夭夭。如果我有兴趣重整旗鼓,只要能找到资金补入,还可以实现“艺术村”计划。我当然再也不敢领教。只可惜糟蹋了这好山好水。

另一件事也使我相当失望。浙美自1984年起陆续与国外多所院校合作,举办短期培训,成效显著,还为学校挣得不少外汇。我们与明尼苏达大学合办的中国画学习班曾被美国大学校外教育机构评为1985年最佳五项目之一。1988年我邀得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合作来杭开办摄影暑期班。师生食宿费用我们负担。交换条件是他们提供一批进口的暗房设备,使用后留给学校。这个双赢计划进行相当顺利。不仅我们得到了今后设立摄影课程的基本设施,而且美国师生带了不少在中国拍摄的作品满载而归。有位学生说这次旅行使他的人生改变。他们回校后兴高采烈地在学院画廊举办了汇报展览。

一天半夜我被电话铃声叫醒。原来一位纽约中国领馆官员对展出的学生照片大为不满,认为歪曲社会主义中国形象,要求该校撤除。视觉艺术学院院长为此提出抗议。当然此事也惊动国内政府。我被叫到省外办详细汇报。最后上面下达决议,今后所有外国学生在杭创作的作品回国前必须由我们审查把关,否则不许带出校门。听到这个命令我只有哑然苦笑。后来才知道所谓“歪曲”形象不过是杭州的瓦房旧街,和赤膊乘凉的老人。我们与该校另一项培训现代设计人才的两年计划也就此泡汤。

那年年底高名潞邀请我去黄山脚下屯溪参加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 [38],报到后我走进客房,一位英俊青年自我介绍名范迪安。这是我们首次见面。那几天我们同住一房,却难得有谈话机会。多年后他到维多利亚大学进修,有时在我家中小住,还回忆黄山趣事,感叹世事沉浮。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所有参与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学者。杭州当时为一支前卫劲旅,与我同上黄山不仅有耿建翌、张培力、张捷;还有已在外地工作的王广义、黄永砯、沈远、吴山专、魏光庆等。耿建翌还在会上收集展示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表格和证书》。在广州美院学习美术史的莫妮卡(Monica Dematte)与另一美国女孩的出现十分亮眼,身边总有一群艺术家围着转。会内的辩论对垒和会外的争风逗趣,使这次“黄山会议”所在的江心洲宾馆十分热闹。那次会议的最大成就,则是为1989年春《中国现代艺术展》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准备。

高名潞回忆说:“黄山会议聚集了全国前卫艺术的精华,从服装到风范举止,这些放浪形骸的现代菁英们住进了黄山市最豪华的饭店。这颇使当地的‘时髦名流’及‘土豪劣绅’大生醋意,因而颇为不满。”[39]11月24日闭幕式后大家在宾馆用晚餐,有艺术家与另一个餐厅中举办婚宴的当地居民发生争执,继而演变成殴斗。那晚我们都被围困在宾馆房内。高民潞等与当地公安部门谈判多时,为避免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被点名的毛旭辉等艺术家不得不连夜离开,我们也在拂晓前分路来到长途汽车站。莫妮卡和她的朋友想去参观浙江美院,就和我一起悄悄钻进到杭州的长途汽车。车开前我们还不敢抬头,生怕被人发现,出了屯溪紧张情绪才松懈下来。历史性的“黄山会议”以大批艺术家仓惶逃窜而落幕,把当代中国艺术的困境表达得淋漓尽致。高名潞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回想起那紧张、狼狈而又富喜剧色彩的一幕,真像‘胜利大逃亡’的场面,这场面使我感到一种发生于艺术家和民众心底的浮躁,它是一种不满,宣泄,也是一种对社会强烈的非理性批判。这浮躁后来出现于《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和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中,但它是社会所产生的,它又回敬于社会,有时其政治目标并不是很清晰的,但这种盲目的发泄与破坏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与活力。”[40]

1989年2月春节前夕,《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No U Turn”黑红两色的巨大会标自屋檐挂下,铺满场外地面,未出师就先带来一派悲壮气氛。我是在二楼听到楼下“开枪了”的人声喧哗,奔下楼来,唐宋已被带走,肖鲁不知去向。只看到带有子弹痕迹的电话亭。对这件作品我自然熟悉。1988年我回国后参加油画系毕业班创作教学。肖鲁先拿她的构思给我看,想以写实手法描绘两个在电话亭中的青年男女。我赞成她以远距离“对话”来表达现代人沟通的困惑,但觉得油画不易出效果,建议不如做成装置。她问我何处去找电话亭。我说你父亲是院长人脉很广,找到电信局领导应可解决,后来果然如愿做成。亭中贴的是附中长腿女孩朱冬霞和油画系男生徐贵忠的照片。有些老师对此作品不以为然,认为油画系学生需以油画水平来鉴定。我辩解说学校是培养艺术家,只要是好作品,用何媒材并不重要。不过最后还是让肖鲁补作一张油画,大家才同意给她好分数。在陈列馆展出时,我和有的老师都说作品显得过于干净完整一点,至于后来肖鲁开枪破坏的主意从何而来,就不得而知了。

那天艺术家们都留在美术馆内等待下文,栅栏外还有小贩送上点心饮料。我因需打电话走出馆门,不到五四大街拐角就看到肖鲁在路边踯躅。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不如还是自首,以你的家庭背景,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看着肖鲁慢慢走向门卫。那一刻只巴望一切都会平安落幕。既没有料到两个月后北京会有更大的风波掀起,更不会预见那声枪响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从此走向新时空的信号。

 

19 虹桥巧遇

大多數人相信機緣影響人生。但說一個人的命運會在短短幾分鐘内、因与某个陌生人交臂而过所改变,怕未免有聳人聽聞之嫌。

1989年6月5日晨北京传来天安门广场出事的惊人消息。这时我正陪同美国友人尼尔逊在重慶访问。我们估计本地学生也会上街游行,担心交通中断,决定立刻乘机回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着陆后,得知城市由于罢课罢市已近于瘫痪。我们驱车往华亭宾馆的途中,十字路口岗亭内不见警察踪影。只有些学生在上面摇旗呐喊,声援北京同学。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画廊开幕式。这个日期早已选定,谁也料不到时局剧变。那年我应上戏舞美系周本义主任之邀,协助他们在华山路临街的新楼中筹建商业画廊。这可说是上海头一家当代艺术画廊,我推荐我的学生王丽华出任经理。她当时已在戏剧学院任教。记得开幕展有李山、陈均德、邱瑞敏等艺术家作品。虽然城中一片混乱,那晚来的人还特别多。可能都是想打听交换消息。瓦利和我作了简短讲话。听众们都默默无语。场面不像画廊开张,倒似葬礼般沉重气闷。

形势使瓦利不得不中断行程返回纽约。他问我何时再能见面。我说自己本来应邀六月要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文化部已批准,护照也由省外办送进上海美国领事馆。但现在兵荒马乱,可能没人会管这事。瓦利说他可打电话去美领馆询问。电话很快接通。领事馆告诉他签证已签出,但我必须一两天内去取。因为他们已得本国通知,马上就要停止办公。按当时规定,因公出差的护照必须由政府外事机构的人领取。我虽知签证发出,也没有拿到手的可能。所以并不存此想。我们一起黯然来到机场。瓦利老泪横,紧握我的双手。想不到他几年来一片苦心向国外介绍中国艺术的计划,竟会辍然中止。

瓦利走后我住进江湾一处招待所,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此时上海到杭州的交通服务已停止运行。电视中整天放的是农业科教片。没有新闻,没有娱乐。唯一的一份政府通告也含糊其词,只要市民保持平静。看来沉闷的电视节目,却透露出山雨欲来的危机感。晚些时意想不到杭州学校来电话,通知我明天浙江省政府将派车送杭州的外宾到虹桥机场回国。我如果能在下午六时半以前到达机场,就可搭乘这班便车回去。忧心忡忡的两天终于以兴奋的期待结束。

天一亮我就捉摸如何从所在的江湾到沪西虹桥机场。由于市内公交服务全部中断。我只得提着旅行包在马路边等机会。先看到一个农民拖着平板车路过。好说歹说他同意带我到北火车站。但要的钱超过从上海去杭州的火车票价。到北站后就有一些黄牛车来兜生意。可一听去机场就摇头。因为据说学生会阻止或砸烂任何企图通过市区的车辆。有位司机说他可以带我绕道大场从郊外转去虹桥,但开的天价吓死人。而我似乎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汽车。

转来转去好半天,汽车终于绕到虹桥机场。我在停车场上找到那辆挂着浙江车牌的旅行巴士时不禁松口长气。司机正在等我。见我按时到达,就准备开车出发。这时还不到六时半。

“师傅,麻烦你再等几分钟好吗?”我对司机说。我的助手连城那时也在上海。前一晚和我通电话,知道我有便车回杭,便说他有位舅舅也因交通中断而困在上海多日,急于回家,焦虑不堪,希望我们也能载上他。我想多个乘客应不成问题。就叮嘱连城必须让这位舅舅在六点半前赶到。过时不候。我把情况告诉司机。他也同意等到六点半再发车。

就在我们等待时刻,一位年轻人走近车门。他抬头问这车是不是去杭州。我们说是,他就问是否可以带个客人。说这是浙江省外贸部门一位负责干部,刚从美国办公务回来,困在机场宾馆回不了家。既然是同一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司机也就没有意见。这位年轻人从公事包中掏出那时很罕见的大哥大,打电话通知那位干部立即赶过来。

在等候的几分钟,我与这位叫小陈的青年搭讪起来。他说他是浙江省政府派驻上海的办事员。他的任务就是安排省里干部出国回国送往迎来事宜。我问签证的事也归你管吗?他说当然。我说那我的护照也一定是经你手送出的了。他问了我的名字。就说护照早已送进美领馆。但不知签证是否能批出。我告诉他签证已经办妥。问他明天可否去领事馆把我的护照取回。小陈说那不成问题。我们帮了他忙,他责无旁贷。何况这也是他份内工作。明天拿到护照他就给我电话。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世上哪有如此巧遇?上海数百万人海茫茫,只有这一人能为我办此事,而我居然就碰上了他。假如我们的车早几分钟离开,就会和小陈擦肩而过。

这时外贸干部已提着行李赶到。连城的那位舅舅也大约同时来到车旁。我们和小陈挥手道别。司机关上车门,在暮色中驶上沪杭公路。

车上无人说话,大家都各有忧虑,心思沉重。行程中觉不出时间长短。汽车开到艮山门附近时,那位我连脸面都没有看清的舅舅请司机在路边停下,与我们默默打个招呼,就缓步迈下汽车,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这位老人是谁?为何他在这时出现?我一生中只和此人一起无言地坐在黑暗行车中数小时,但正是他的迟到,使时间停摆几分钟,让小陈有可能找到我们汽车;或者说使我有机会遇到小陈,也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冥冥之中莫非老人是受命运差遣?没有人能答得上来。

第二天我来到办公室。外办副主任老宋告诉我:你好不容易从上海回来,怕又得马上赶回去。因为根据上级通知,我们也需送校内二十多位外国留学生回国。汽车已安排好,午饭后就出发。我是外办主任,与留学生语言沟通也比较好,负责护送他们最恰当。我自然同意。正在忙于准备时,接到小陈从上海来的电话,说我的护照已取出来了。

我告诉小陈当天我就会回上海,又请他帮忙为留学生在机场宾馆预定房间,及确认机票。小陈全都一口应承。他真像是这危机时刻为我们出现的守护天使。我随即去见当时主持院务的副院长宋忠元,向他报告我拿到签证的事,请示是否可把留学生送走后,就直接从上海出国。宋老师毫不犹疑地说:“既然手续都办妥,就快走吧!”

匆匆回到家中,我让爱康坐下,说有重要的事商量。现在国内政局不明,谣传政变、内战都有可能。如情况恶化,此一别大洋相隔,不知何日才能聚首。我问是否还以不动为妥。爱康说不然。如时局平安,你开完会就可回国;万一天下大乱,我们家至少有一口在安全之地。将来也有个接应。她既然想得如此透彻,我就让她在一小时内帮我收拾好衣箱,等我们的车开过家门前时递给我。我不想惊动太多人,引起误解。

汽车午夜时分到达上海。留学生都安排到宾馆房间休息。我在屋内打开电视机,看CNN播放的新闻节目。当时只有涉外宾馆客房中可以看到国外频道。天安门和长安街前的景象一次次被重播。有位服务员轻轻敲门问我是否可以进来看电视。我们默然无语地盯着屏幕。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我们自己却无法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上午在小陈的帮助下,留学生们一个个顺利登机。我与最后离开的英语老师简妮佛(Jennifer Jacobson)拥抱告别。她来自纽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旗下亚洲艺术委员会向我推荐的,在杭州只有半年多,但很受师生的爱戴。简妮佛把自己的索尼袖珍短波收音机留给了我,说可以让我们多听到一些外面信息。

我和小陈从候机大厅一起出来。我对他说:你帮了我这么多忙,现在还有个最后请求。我要他设法帮我办票从上海飞到东京。邀请单位原为我订了西北航空公司由上海到洛杉矶的机票。但“六四”以后,西北航空中国的航班暂停。我必须先飞到东京,才能改签机票。但我的出境证写的是去美国,按规定去日本又要重新申请,这个时刻根本不可能。小陈还真是神通广大。说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六月十日上午,我又来到虹桥机场候机楼。小陈已拿着去东京的机票在门口等我。在边防检查关口,他与工作人员说了几句,就让我顺利通过。我提着行李加入了登机的鱼贯人流。个个乘客看来都面色阴沉,提心吊胆。我办完手续,回头已看不到小陈身影。生命的偶遇就是如此奇特,又如此短暂。徐徐升空的波音飞机将我载离灰濛濛的城市,在同样灰濛濛的黄海上空往东飞去。我不知道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20 护照风波

夏威夷的毛伊岛(Maui)阳光灿烂,碧海无际,从纷乱不安的中国乍然来到这里,恍如进入另一世界。我和陈逸飞、黄中羊一起被邀请来参加一个美国出版商年会,向与会者介绍中国艺术。我们穿着鲜艳的短袖衬衫,挂着鲜花编成的花环,脑海里却无法拂去几天前的噩梦。

我在洛杉矶等候转机时,见到熟悉的画商莱斯特,他说想聘请我做件工作。原来他看准艺术博览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已和纽约一家大展览传媒公司合伙,要在芝加哥创办一个新的艺术博览会Art Chicago。芝加哥当代艺术博览会已有十年历史,在北美首屈一指。莱斯特的主意是要面向相对比较传统风格的画廊,举办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博览会。与前者平分秋色。他正在找一位有专业背景的人为他到欧洲等地作市场和行销调查。而我恰好符合他的要求。

从夏威夷回到加州后,我向学校领导写信汇报了这个情况。1989年初我曾给《美术》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国际市场与中国美术”,谈到中国艺术走向市场化已在所必然,必须迅速开展对艺术市场管理科学的研究。我觉得参加莱斯特的博览会团队,可以取得第一手的艺术市场资料和经验,而又不需由国家或学校提供经费,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不久肖峰院长给我发来回信,同意我和国际艺术博览会(IFAE)签订合同,为他们工作一年。

IFAE给我的工资不菲,我就从容地在西好莱坞区租下了一间公寓,还贷款买了辆汽车。洛杉矶无车难成行,这辆福特新车算是我上班的必要装备。对我更新鲜的装备是电脑。以前在杭州见过3M公司赠送学校的设备,但自己从未碰过。进办公室头一天,莱斯特在办公桌上打开一台IBM电脑。屏幕上自动出现“Welcome,Sheng”字样,对我十分新奇。我花一整天给自己打出一份英文履历,没想到下班前手指碰了一下键盘。全天的心血就被删除。

等到工作许可办好,我开始去欧洲旅行。莱斯特给我一张公司信用卡,说你能去越多地方越好,只要定期发份报告回来。于是我重新踏上八年前走过的道路,从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柏林、汉堡、科伦、慕尼黑、维也纳、日内瓦、罗马、巴塞罗那、马德里城市走了一圈。只是这次不再是背包客身份,每到一地,就尽可能访遍城中画廊,再写出分析意见。看来轻松遐意的工作,时间一长,也觉得兴味阑珊。十一月下旬,莱斯特希望我再去北欧数国。我却以天气转寒为理由,提出先回加州休整一下。

我那时仍持中国护照。按规定美国只发给一次入境签证。虽然我已有移民局的工作许可,但从欧洲回美还需另办签证。我在汉堡美国领事馆递了申请,他们说需与上海美领馆联系。我不想在汉堡等待,就转道去了柏林。那时正是柏林墙拆毁前夕,以前在杭州学习的安迪(Andreas Schmidt)陪我去瞻仰布兰登堡门,与人们共享充溢满街的兴奋和期待。不久我去电汉堡询问,被告知签证没有问题,可以去任何美领馆办理,我决定到行程的下一站巴塞罗那再说。

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脍炙人口,没想到生活中的故事一样精彩动人。我头一次去巴塞罗那时,就访问过老友周西芹的世交庄家。庄老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法国攻读文学,西班牙内战时来到这个浪漫城市,与一位卡塔隆尼亚姑娘陷入情网。抗战时他们双双辗转回到中国,定居昆明郊外,抚养了五个美丽的子女。庄家在文革前后陆续返回巴塞罗那。子女们有的行医,有的开餐馆,各人都闯出一片天地。我和他们算是同辈,一见面就很投契。有次给大妹清虑的女儿画速写,我说我女儿长得和她十分相像。他们说不如让母亲认你做干儿子,就全是一家人了。过两天清虑和大哥百里带我去一家百货商店,从头到脚给我买了一套新装,回家吃了干妈煮的一锅浓汤,就算完成认亲仪式。我用心给干妈画了一张油画肖像,倒也神情兼备。干妈说你这么顺手,一定是画画时想起自己母亲。从那年起至今我每次去西班牙,都会到巴塞罗那拜访老人。现在她已年过九旬。依然神采奕奕。我们去餐馆吃饭,她用中文唱起“志愿军进行曲”,让一班当地顾客惊叹鼓掌。

那次小妹眛虑陪我去巴塞罗那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没想到被一口拒绝。签证官是位上年纪的女雇员,说现在形势非常,不可能给中国人发非移民旅行签证,只受理移民或难民申请。我沮丧离开后,托美国朋友打听是否还有机会,这位女士断然回答说:她看到郑先生与一位西班牙女人同来,肯定他不会再回中国。

这个荒唐的推断使我打消在欧洲办签证的念头。决定先去加拿大。一来我也有在加拿大考察的任务,二来觉得加拿大毗邻美国,也许签证比较容易。其实情况恰恰相反。我从苏黎世飞到多伦多正是圣诞前夕,光递进申请表格就要冒着严寒露天排队两小时。几天后到美国领事馆听候回音。窗口只掷出一句话:“现在不给中国人签证!”,也不由分说,就把盖上拒签印的护照退还给我。在风寒和焦虑夹攻下,我回到旅馆就不支病倒。

这时朋友们也都在设法帮我疏通。有的帮忙找国会议员写信,有的直接联系国务院中国事务官员,但得到的反应都不乐观。美国政府认为那时中国国内局势未稳,基本上停发中国公民非移民入境签证。老朋友尼尔逊异想天开,说他与纽约州一位印第安原住民酋长熟悉,讲明我的情况后,酋长竟提议可接纳我为他们位于美加边境的部落成员。有了居留地的身份,我就可合法在两国间行走。这个离奇建议至少带来一线希望,1990年元旦过后,我在旅馆中又呆了近两周,体力已渐有恢复,但也等到了令人失望的消息:酋长许久也未能召集起法定人数的委员会,所以无法通过接纳我这个中国人的决议。在多伦多呆下去已无必要,我决定应温哥华的朋友Cora 和Don的邀请,到他们在海边白石镇(White Rock)的家中小住。

Li-Leger夫妇都是艺术家。Cora父亲是著名的华裔经济学者。但她从小在美国长大,并不会说中文。她们夫妇1980年就来中国访问过,在杭州随我游西湖、逛九溪,至今对城市中清一色的蓝制服和自行车还记忆犹新。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1987年我们全家从圣地亚哥乘火车环美旅行。她们也带着刚出生的女儿Erica 开车南下与我们见面。这次我来暂时借居,住的就是Erica 天花板星光闪烁的卧室。

一切安顿就绪,我想到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再试一次运气。Don开车将我送到市中心喜士定街美国领事馆。森严的门卫检查过证件,我将填好的表格与护照一起交给收件小姐。她照例一一核对,确认完整无误,就给了我个号码,令我耐心等候。过了半个时辰,听到叫号我走向窗口,接待我的官员脸色并不似别人那样冷漠,但说出的话令我大吃一惊。

“郑先生,我们不能给你签证。因为你的护照上没有照片。”

我拿起护照一看,果然护照那页只剩下一点钉痕。我的照片已不翼而飞。我茫然不知所措,告诉这位官员我进门护照被检查多次,不可能没有照片,请他看看是否在办公室内失落。他略环顾一周说没见到,并告诉我即使找到,也不能再钉回去,此证件已经无效。

我走出美领馆如丧魂落魄。Don 也满面不解地看著我说:你莫不是什么特别人物,他们要这样对待你。我想如去中国领事馆报失,可能更令人生疑。最后考虑还是向加拿大当局讲明情况,先要求延长访问期限,然后再作定夺。

白石镇紧靠美加边界。我们来到边境关卡,受到一位女移民官Margaret Jarvis的接见。她听完我的陈述,仔细观察了护照,说她虽然无法解释在美领馆发生什么事,但可肯定照片是被强力撕去。她说加拿大移民局可以出具一封信件,证明我原持有合法护照,并有完善入境记录。现在虽护照无效,今后仍可持此证明信出入加拿大边境。

过几天我去拿信时,Margaret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我们国家很欢迎你这样的人才。你如果愿意移民,我可以马上帮你办理,应该很快就会批准。我想美国一时进不去,先办加拿大的移民身份,未尝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填好的表格送去联邦移民局后,Margaret过几天就来一次电话告知进展情况,还主动与北京加拿大大使馆联系,让他们给爱康签发访问签证,先来温哥华团聚。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热心的移民官,朋友们听说也啧啧称奇。大半年后,我们全家都办完落地移民身份。我请Margaret一起在新瑞华酒家吃饭。她告诉我们:自己也是爱尔兰移民。我是她退休前接下的最后一件案子,她有意把此事办得圆满,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职位。

我拿到加拿大移民局出具的证明不久,美国领事馆也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接见我的还是那位面色平和的官员。他说经过调查我以前申报资料都很完整,他们现已同意给我签证。由于我的护照失效,美领馆为我准备了一份附有照片的证明信,我可持此信件在任何美国边境口岸入境,而无需护照。

雨过天晴,几天前我还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人,霎那间竟可怀揣两封信件,在美加两国间畅行无阻。但对这一不可思议事件究竟如何发生,又为何峰回路转,我至今仍没有丝毫线索,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捉弄吧。20年后,上海美国总领事季瑞达(Ken Jarrett)请我到他家吃饭。他是我以前在上海外语学院出国集训时的英语老师。他的夫人颜正安和我同学。我把这个故事对他们说了一遍,请Ken以美国外交官的多年经验分析,估计领事馆幕后会有什么奥秘。他也只是摇头,说从未听说过这等事。

1989年底我还在欧洲旅行时,曾接到杭州学校一纸通知,要我立即回国。我回信说自己签约一年是经领导同意的,骤然毁约于本人或学校都有失信用,何况我正在出差途中,即使要改变也需等我回美后再与IFAE协商。校方并未回复我的信件。不久爱康打电话告知,已有内部文件宣布:郑胜天因滞留国外不归而被撤销一切职务,回国后还将没收护照。我对此做法万分不解,便写信给学校及主管的文化部艺教司申诉,要求他们改正这一不公平决定。但去信如石沉大海,没人给我任何解释。我这时人已到加拿大,就再次去信给校方,声明在得到合理解释以前,我只好暂留国外。我已卖力工作多年,现在就作为离职进修好了。

在温哥华住了一年多,有天突然接到文化部美术司长刘国华的越洋电话,说国内要筹办艺术博览会,知道我有这方面经验,希望能回国帮助出谋划策。我坦然告知自己护照失效,无法旅行。刘说他们会通知温哥华中国领事馆尽快办理。果然一切十分顺利。没有多久,我已领到崭新中国护照,登上去北京的飞机。当我走进沙滩文化部刘国华的办公室时,他说先给浙江美院打个电话吧。拿起听筒,就传来肖峰院长阔别已久的声音:“老郑呵!误会,误会!”

 

21 白石镇、美臣与三角洲

定居加拿大后,我们迁居过三个住处,都在温哥华郊外。第一个是美加边境的白石镇,第二个是菲沙河畔的美臣(Mission)。第三个就是现在所住的北三角洲(North Delta)。

环绕温哥华的低陆平原位于加拿大西南端。面积不大,但却得天独厚。东北是连绵峰峦,阻挡住北美寒气。西南被海洋环抱,带来了太平洋暖流。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但都不走极端。虽然不少人埋怨雨水太多,可是对在杭州住过三十年的我们,温哥华的湿与雨实在算不得什么。近年来温哥华频频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单从气候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

1990年夏女儿和爱康先后来到温哥华。我们就在白石镇上租屋安家。在国内住了一辈子狭小局促的宿舍,什么样的房屋对我们都像天堂。Don又把我们介绍给当地两家画廊,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画,很快就开始卖出几张,给我们带来在加拿大的第一笔收入。我们觉得以画谋生可以自得其乐,如果从此就成为自由职业画家,倒也是不错的人生转折。

但租房毕竟有不便之处,头一家房东说对作画的松节油气味过敏,没多久就请我们开路。第二间住处租了不到一年,房东又要卖屋。爱康和我决定到处看看,能否找到比较便宜的房子贷款买下,省得四处搬迁。一天我们开车到远郊的小镇美臣。找了位房产经纪安排看房。他把我们带上一座山丘,南望菲沙河蜿蜒脚下,两岸一片绿野青葱,仿佛回到富春江畔。北眺层层丛山峻岭,峰顶都被白雪复盖,又是一派全然不同的北国风光。我们一下子就被南北相映的景色迷住,决定今生就在此落脚。对经纪介绍的第一幢房屋我们也十分中意,二话不说就下了订金。他大概还从未遇见过如此痛快的买家。

画廊老板给我们开了一纸收入证明,银行就顺利发放贷款。想不到拥有人生第一个物业竟如此简单。拿到钥匙那天,我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转了几圈,匆匆回到白石镇。刚到家就想起燃气壁炉可能未关,又连夜回去检查。来回折腾开车三四个小时。现在回想起刚当房主头脑发昏的状态,都不禁哑然失笑。

美臣是当年拓荒者东来最早定居地之一。一度是美加间交通要道,镇上坐落有世界最大屋顶木片加工厂。横贯全加的一号公路建成后,美臣昔日光景不再,只偶有游人来参观静谧的韦斯特敏斯特修道院,或去峡谷中的卡斯喀特瀑布远足。我们在美臣两年,犹如住在世外桃源。屋边是块坡地。我们买来木材,拦土成梯田,俨然一小菜园。Don和Cora招呼一班“蜜蜂帮”(Bee)前来义务劳动,大家动手在前院修起两块竹圃,圆形的我称作“海南岛”,长形的就叫“台湾”。

美臣虽然偏远,却没有阻止朋友来访。王冬龄、范迪安等来温哥华时都曾在此小住。温哥华华人艺术家协会还在公园办过几次野餐会,众多会员携家带口,驾车而来,给小镇带来一阵欢欣热闹。这个组织是1993年在温哥华成立的。那时史国良找我与周士心先生等人一起发起建会,大家公推周先生为会长。但不过数月,周先生就执意请辞,说夫人担心他精力有限,不宜过劳。我只好承担代理会长一职。换届后我又担任会长多年。温哥华地灵人杰,各路移民人才济济。协会不拘一格,会员很快从几十名发展为数百人,是大温地区最早不分政治宗教信仰,不问地区来源,和谐开放的一个群众社团。我们不仅定期举行会员年展和餐会,还与“中华文化中心”合作开办艺术讲座;为《世界日报》编辑艺术专版。老会员至今不忘白石镇弯月公园的“烤全羊”和北方育空地区的写生旅行。每到新春来临之际,中国总领事馆与台湾经文办事处都会分别举办酒会与会员同庆。协会成立至今已快二十年,依然十分兴旺。

有人说我不甘寂寞,其实我只是顺其自然,事情来找我时不会推辞。一天收到国内转来湖南出版社孙平来信,希望我协助创办一份刊物,提供艺术市场资讯。正好我现住国外,信息来源丰富,就商定以“国际艺术研究会”名义与他们合作,定期将翻译信息文稿用传真发到长沙。1991年《艺术·市场》创刊后,连续出版四期突然被叫停。我并不清楚是否内容过线。后刊名交四川美术出版社接手,由圈中能人吕澎出任主编。吕澎迅速将原来小报式刊物转型为正规杂志,而且纸张印刷质量超出国内一般水平。我头一次接到样本大为惊喜,给吕澎写了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他曾择录载该刊发表。

与此同时,我觉得海外华人艺术家同样需要资讯,就按杭州《世界美术信息》模式,办起一份双语《中国艺术通讯》(Art China Newsletter)。正好爱康妹夫胡伊朗来UBC大学进修,在家中给我电脑启蒙,不久自己就能使用排版软件,一手编出刊物付印。发行两、三期后,来稿和反馈日渐增多。虽身处美臣山中,天南海北音讯不断,也就无隐居之感。

陈丹青曾自嘲二十多年前出国在外的中国艺术家是“盲流”。九十年代以后更多人移居北美。但初到异乡,既无现成资源,又不知门径,原来的才子菁英落地就成散兵游勇,事业上很难发展。1992年我决定筹办一次活动让大家聚会交流。尼尔逊是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董事。他说动中心主任周文中教授,为此活动提供经费。我以前教过书的圣地亚哥州大艺术系,也同意借出暑期空闲的教室。万事俱备,我就在《中国艺术通讯》上发出通知,并去信给一些艺术家,请他们报名申请,参加为期一月的“第一届中国艺术创作研讨会”。

叫“研讨会”也许不尽其义,因为艺术家来这裡不仅动口,还要动手。英文我们用的是Seminar/Workshop。西方国家有artist colony或retreat等机构,让艺术家住段时间,一面创作一面切磋谈艺。其实大陆文革前后也有类似的安排,把各地艺术家集中起来,找个消暑避寒之地,管吃管喝,赶制一批作品,以参加该地区或全国的展览。因常带有政治任务性质,叫做 “创作学习班”或 “创作集训”。艺术家回想起 “学习班”的日子,止不住津津乐道,把来圣地亚哥也叫“上学习班“。那次来的有徐冰、陈丹青、韩辛、王冬龄、杨谦、张健君、黄雅莉、阮杰、侯文怡、李默、盛姗姗、张蔷、唐庆年等十几在美加的艺术家和学者。也联系过谷文达、蔡国强、程丛林等,但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国内我们邀请从美院毕业不久的刘小东和杭州陶艺家孙人,可惜都未得领导批准。

大家白天在艺术系宽敞明亮的教室工作,晚上回借宿的西方寺寮房中神聊。丹青在那里画了两张大画。他说纽约画室狭小,多年来没有这样痛快画过。决定会后再来圣地亚哥,把计划了两年的几幅连作画完。徐冰做了他来美后的第一件作品:用汉字刻的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表。在陶艺家黄雅莉的感染下,他也采用陶土烧制。活动结束时我们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和公开的学术报告会。洛杉矶艺评家诺曼·克莱因教授(Norman Klein)颇有先见之明。他参加讨论后就撰文鼓吹,说中国艺术家在未来十年中有空前的机会:“他们已有足够的准备和力量来赢得世界承认。还有足够的怒气,”他说:“我已经可以闻到什麽事情要发生了。”[41]

此后发生的事他未必能完全料到。一晃二十年过去。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绝非昔日可比。每位艺术家也在各自人生旅程中迈过漫长一段。去年年底在西安美术馆杨超馆长支持下,在该馆举办了圣地亚哥研讨会20周年回顾的讨论会和展览。北京的徐冰、陈丹青、刘小东、杨千、韩辛;杭州的王冬龄、孙人;美国的张健君、阮杰、盛姗姗、唐庆年;加拿大的李默、黄雅莉等又重聚一堂,“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大家都感叹光阴疾速,人生如寄。

在圣地亚哥开会时,莱斯特也来助兴,为大家介绍欧美艺术市场运作。那时他已将芝加哥艺博会办的有声有色,又在迈阿密另树一帜,就邀请我们去迈阿密艺博会展出(Art Miami)。次年我带了一批作品南下。虽然我参与艺博会活动已久,但自己布展看摊还是头一次,这也是当代中国艺术最早在国际艺博会的亮相。引起不少注意。开幕不久,就有一位住在佛州的中国艺术家走来,抓住我的手说:“可找到了党啦!”看过革命电影的人都知道,战争中失散流落,见到亲人时开口就是这句话。

莱斯特这时已看好亚洲未来,雄心勃勃要在香港举办亚洲艺博会。他邀我担任东亚地区的联络代表。1992年秋Art Asia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开幕。香港的商展设施堪称一流。当集装箱货车直接开上九楼展厅,习惯货仓式场地的欧美画商们不免大吃一惊。何况香港是自由港,免去关税繁缛手续和开支,更使展商们轻松许多。我一直看好香港是最适合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城市。虽然莱斯特在97回归前疑虑重重,决定偃旗息鼓而退。我一直建议应由远见的商人挺身接班。2005年在威尼斯时,香港艺术发展局的王纯杰找我与民政局长何志平吃早餐,我也积极建议香港主办世界第一流艺博会。次年我还自陪同北美重要的商展公司负责人到香港考察。原计划在2006年开办,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92年国内文化部也找我出谋划策在广州办博览会。我如法炮制,单枪匹马在海外成立联络处,印制宣传材料,向台湾香港招商。第一届居然也得到近二十家画商的支持。老朋友丁绍光、陈穆之等艺术家都热情前来捧场。我还在迈阿密展览的基础上又带去一个海外华人艺术家展览。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在广交会展场举行,设备虽然简陋,筹展事务也乱成一团,但正如中国一切奇迹,开幕那天乐队齐奏、飞鸽扬翅,华丽庄重的礼仪庆典把所有矛盾困难都掩盖了起来。大家也乐得高兴一场再说。万事总是起头难。开幕第二天我陪同总监马小枚一起去香港参加第二届Art Asia的开幕活动,然后莱斯特夫妇则带了一班展商前来参观探路。有些画商就在广州看中了今后合作多年的艺术家。中港之间艺术市场互动的优势这时已略显端倪。

故世的台湾水墨画家管执中以前与我在杭州结识,曾将在台湾开过画廊的收藏家陈秀从介绍与我。陈先生移民加拿大后,对艺术仍念念不忘,就约我合作,在温哥华成立了一所咨询机构亚太艺术公司。成立后接过一些展览项目,也举办了两届艺术品拍卖。由于高端艺术品拍卖在温哥华还从未有过,我们要找称职的拍卖官都难。头一次请来的像是一位老手,但他可能卖牲口家具富有经验,这种场面却从未经历。他在场上满头大汗;我们在台边也坐立不安。

为公事我差不多三天两头就要驾车进城,看来作纯艺术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一天阴雨绵绵,我开车刚走上交通拥挤的波特曼桥,就被后面一辆小卡车猛撞一下,又一连向前挤撞三辆汽车。事后虽检查身体无大碍,却意识到天天长时间在公路上,出事故机率太高。我自学会开车后,介入的三次主要车祸几乎都发生在雨天桥上。爱康和我讨论再三,决定忍痛离开山明水秀的美臣。经过一段东找西寻,最后看中了北三角洲。买下的房屋后院有一小片树林,草地上还安放一个公园靠椅。当残阳照进枝缝叶间,撒下地面一片金橙。斜躺在靠椅上小恬,那情趣也就不下于王冬龄送我墨宝中的五柳先生了。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22 当代中国艺术平台

1995年一天加拿大朋友Eric拿着报纸走进办公室,要我看一份招聘广告,说这个职务像是为你量身定做。原来有人想在温哥华办画廊,要请中英文兼备的专业人士主理。我平生还从未有过主动求职经验。这次被他说动,就发了一封应聘短信。

过几天我应约去市中心一座商厦与Raymond Wong面谈。他看上去年青干练、有良好教养和风度,对我的履历和经验显然也很满意。Raymond告诉我她母亲热爱艺术,他们家在香港已开设一家画廊“精艺轩”(Art Beatus)。不久我也见到主持香港画廊的陈定中(Dick Chen),他是岭南派前辈陈树人孙子。我们一见如故,一起讨论了在温哥华开设画廊的机会和前景,还征求了侯瀚如、谭华南等一些朋友意见,都认为应主打当时还不受重视的中国当代艺术。带着这个设想,我专程去香港拜会了未来老板王梁洁华女士(Annie Wong)。她的父亲梁球琚是香港著名商界领袖和慈善家。Annie 也承继家风,广施善缘,对教育文化事业尤其支持,自己还能画一手精致的工笔人物。

1996年温哥华精艺轩在Nelson街808号正式开幕。这是王家自己物业,所以不惜工本精心装修,以展现本市一流画廊的风貌。我们对首展也作了审慎周到的设计,先推出三位加拿大的华裔艺术家:卡加利老油画家伍步云、多伦多水墨画家何百里,与温哥华观念艺术家谭华南。这三位艺术家年龄、风格、使用媒材和居住城市各不相同,实在是展示我们经营理念的最佳组合。开幕那天冠盖云集,高朋满座。不仅酒会一流,而且现场赠送三本一套的精緻画册,打破了本地华人展览历来档次不高的成见。

我曾坦诚告诉Annie 和Raymond:本人学者出身,赚钱没有把握,但可保证能办出一流展览。按北美艺术市场调研资料,一家画廊至少6至8年才能立足,如经济不景气,则时间会更长。但艺术品的好处在于年代越久增值越多,只要眼光准确,前景应可看好。温哥华虽然市场不大,做点事却容易受到社会注意。如果我们能办一两个顶级展览,马上就会成媒体焦点。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所以我们在头两年中除介绍华人艺术家外,也举办过巴斯奎亚特(Jean-Michel Basquiat)和激浪派(Fluxus)Al 和Beck Hansen父子的展览。这些艺术家在城中还是首次展出,引来大批时尚粉丝捧场。连影艺名人,如歌星亚当斯(Bryan Adams)、莫里塞特(Alanis Morissette)等都不甘落后。一位英国电影演员还主动在开幕式上帮我们调酒,让本地女孩趋之若鹜。

精艺轩知名度打响后,我们就一档档推出当代华人艺术家。那时国外展出机会不多,我们的展览又做得严肃认真,所以艺术家都很配合。1997年侯瀚如策划的《不确切的快感》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当代中国艺术家群展。参展有冯梦波、沈远、王度、严培明、杨诘苍、张培力、朱加和林景山。培明的画幅较大,运输不便,我们就从唐人街找来模特,请他就地创作。只见艺术家笔刷挥舞,淋漓痛快。赶在开幕前完成了《钟伯》和《老鸡》两幅巨像。先后来展出的艺术家还有朱金石、秦玉芬、马克鲁、张建君、庄喆、施慧、侯文怡、王公懿、张大力、徐坦、颜磊、邱志杰、黄岩、耿建翌、荣荣、郑国谷、安洪、岳敏君、刘炜、罗氏兄弟、魏东、谷文达等。我们与艺术家并不签约,大家相知互信,合作愉快。Annie还特意要我再附近买下一套公寓,供来访艺术家居住。唯一与画廊有约的是陈丹青,那三年市场不景气,我们按月预支费用,保证他能安心作画。丹青还与我家人同游洛矶山脉。那时他录像机不离手,到雪山碧湖更是赞叹不绝。

除了画廊内办展之外,每年我们都去芝加哥、迈阿密等地参加一两次艺博会。虽说巴塞尔艺博会门槛很高,1998年我们鼓足勇气申请参加,没想到一蹴而中,成为巴塞尔第一家展示当代中国艺术的画廊。我请杨诘苍夫人天娜(Martina Köppel-Yang)加盟。她德、法、英、中四声道兼通,又有美术史家背景,找不到比她更理想的帮手。巴黎的陈箴、第戎的培明也都就近赶来。漫长的预展日结束时,大家一起在莱茵河畔喝杯啤酒,瑞士的边境小镇从此对中国人不再陌生。

第二年我们再次参展时,还请来蔡国强在现场制作大型爆破作品《龙年》。他点燃导火线时霎那间一条火龙跃然而出,成为“艺术无限”展场中最引人注目的奇观。

梁洁华艺术基金会与精艺轩大约同时建立。中国艺术家开始走向国外时,并不像许多发达国家,有政府或私人机构的资源可以申请利用。作为第一家以支持当代中国艺术为宗旨的华人非盈利机构,基金会在1990年代后半期国际艺坛上起了一定作用。较重要项目如侯瀚如与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策划的《城市移动》[42]、徐冰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首次个展,陈箴在以色列的巨大装置《绝唱》,都曾得到我们赞助。那时不少西方美术馆筹办当代华人的展览,首先都会致函基金会咨询支持的可能。

1998年高名潞为亚洲协会策划的《中国新艺术》(Inside Out)展览移师旧金山展出。我们南下共襄盛举。一晚蔡国强到我房中,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史泽曼(Harald Szeemann)已邀他参展,将制作大型装置《威尼斯收租院》,过去他得到许多外国企业赞助,这次希望有华人机构支持。征得Annie和Raymond 同意后,我立即与老蔡去威尼斯考察场地,会见史泽曼商讨细节。赞助金额现在看来只是区区之数,但作为主管当时我也对基金会承担很大责任。开幕日我在帐篷前等待盛典举行,老蔡悄悄来说他已被通知获奖,我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

1999年威尼斯是华人的舞台。不仅中国艺术家成为军火库主题展最大参展团队,而且黄咏砯还代表法国出台,他的《一人九兽》石柱高耸在法国馆门前,老远就引人注意。开幕前夕,我们在圣马可广场附近的丹尼尔酒店举行盛大招待会,祝贺华人艺术家所获成就。这是水城前所未有的华人艺术聚会,媒体纷纷前来打听基金会未来意向,有记者采访Annie时问她:你们会赞助在威尼斯建立中国馆吗?

基金会主办的最大活动应属温哥华的《江南计划》。此事缘起要先谈到Hank Bull (卜汉克)与我的相识。我不记得哪年和他初次会面。他说存有我八十年代名片,就应是1982年了。那年我从西雅图顺道来看Cora 一家,也见过本地艺术家。Hank 属于本雅明称为“都市漫游者”类型的人物,敏感好奇、随缘任性,是温哥华非盈利空间“西部门”(Western Front)的创建者之一。一次他找我说要去中国访问,请我介绍几位朋友,回来后十分兴奋,说亲身体验才知中国之大。各地区的不同不亚于欧洲国家。言谈中我们开始形成一个想法:要将中国艺术按地区介绍出来,改变西方认识 “中国”的笼统概念。我们决定可从沪宁杭一带开始。

参加“江南”展的部分艺术家与工作人员,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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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 对苏州印象极佳,提议将活动名为“New Wu”(新吴)。我说不如采用约定俗成的名称“江南”,取其拼音Jiangnan,既准确对观众也新鲜。“江南计划”传开后,城中许多美术馆和画廊都愿意参加。温哥华美术馆以《潘天寿》画展揭开序幕,这位二十世纪大师的个展在北美尚属首次。徐冰《新英文书法》的教室互动,黄永砯《终点站》的活昆虫装置,为精艺轩带来大批观众。艾米莉卡美术学院画廊推出丁乙、申凡、施慧、陈海燕、梁绍基的群展。UBC 大学贝尔金美术馆展出谷文达与张培力的力作。胡芥鸣的录像《新西游记》和陈箴的《上海-社会调查,No.1》都相当引人注目。其他参展的还有周铁海、耿建翌,林荫庭、顾雄、陈妍音、杨振中、施勇、黄柏武等许多出色的艺术家。最后压轴的是《现代主义的三代女艺术家》丘堤、庞涛和林延。先后共有十三个展览在本市举行。我们还请得李铸晋高足蔡杏莉博士来筹划学术研讨会,让各国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学者会师温哥华。国内有栗宪庭、高名潞、廖雯、张晴等人参加。记得一晚请大家来我家小宴,餐后卡拉OK助兴,想不到文人雅士个个都是“咪霸”。平时寡言少语的梁绍基也一鸣惊人。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中国南方重要的艺术家在90年代末于海外一次较集中的亮相。……由于南方艺术家区别于北方艺术家注重社会政治批判的倾向,强调个人体验和形式语言建树,故卜汉克甚至戏称‘新南宗’出现了。”。[43]

“江南计划”把焦点集中在中国一个地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上,这在西方还属首次。我在为主办者撰写的画册前言中写道:“我们希望通过对‘江南’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和文化语境的展现,来探讨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传统和革新、现代化和西方化、民族内涵和当代视觉语言、全球化和文化身份等等。在江南发生的变化也曾经或正在菲沙河或亚马孙河岸发生。我们会发现大家所面对的困惑和挑战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不同。”[44]

“江南计划”的成功使我们大受鼓舞。Hank和我都有同感:既然展览可做到如此规模,不如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北美许多城市都有亚洲美术馆,温哥华亚裔人口比例最高,却没有专门推介亚洲艺术的场馆。正如王健教授(Jan Walls)所说,温哥华应为此羞愧。有次与美国友人Stephanie Holmquist 女士和Hank 喝咖啡,又谈到建馆的想法。她问何不着手进行?我们说需要启动资金。她当即应承资助。不久温哥华当代亚洲艺术中心(Centre A)即宣告成立,运行至今已十二年。成为加拿大重要的当代艺术展示空间之一。Stephanie和她的先生Mark Alison热忱一如当年,仍是中心最主要的赞助人。

我很欣赏“好下属是上司福气“之说。精艺轩和基金会的有效运行得益于它优秀精干的团队。他们不计辛劳,热爱事业,为推介中国当代艺术立下汗马功劳。我乐见并肩合作多年的同事现在都各自事业有成。陈浩扬是穿梭亚洲的重要策展人,Tammy Tillack 已在圣地亚哥经营画廊多年,黄晨在国内主持一家私人美术馆。当年为我们作义工的郑慧华,如今已是备受国际注意的台湾策展中坚,今年策划的威尼斯台湾馆《听见,以及那些未被听见的-台湾社会声音图景》,赢得各界一致好评。Lara Broyde与我一同在Yishu 编辑部工作十年,这份杂志的每一步进展处处都有她的心血。


23 迈向新世纪

林荫庭(Ken Lum)是加拿大当代最知名的华裔艺术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常去世界各地办展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1998年《江南》活动时,他与陈箴合作在Catriona Jeffries 画廊联展,那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一些可能的合作计划。

他说他希望能到中国教一段书。他曾任巴黎美术学院客座一年,居然以法语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98年他与艺术系主任盖尔堡(Serge Guilbaut)一起访问中国美院。盖尔堡教授关于纽约从巴黎偷走现代主义的论点使他名震一时 [45],我曾在1988年杭州出版的《世界美术信息》上译文介绍。他们和许江院长一上餐桌就争论不休,但是对美院的教学设施和学生水平还是印象深刻。林荫庭说:“没有学院主义的学院”大概是理想的教育模式。我也觉得这个表达很确切。2010年中国美院成立跨媒体艺术学院,请我在开幕仪式上发言,我还引用了这句话。

在许江的安排下,2000年林荫庭终于如愿到了杭州,在美院教学一个多月。他想在课程结束时邀请他朋友,著名策展人恩威佐(Okwui Enwezor)给学生讲一、两堂课。课后再一起到其他城市参观。恩威佐那时是第11届文件大展首位非欧洲非白人策展人,在国际艺坛备受注目。他提出让文件展策展团队中两位同事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盖兹(Susanne Ghez)同来。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意义,征得Annie同意,决定由梁洁华艺术基金会赞助和组织这次活动。消息传开,又有几位策展人要求加入,有现在主持英国泰德现代美术馆的德孔(Chris Dercon)、西班牙索非亚美术馆的库克(Lynne Cooke)、以及居于荷兰的巴西策展人洛佩兹(Sebastian Lopez)和加拿大安大略美术馆策展人布兰德莉(Jessica Bradley)等。如此人数一再增加。俨然成为一个国际策展人团队。于是我又请巴黎的余小蕙和北京的陳泱加入,提供及时翻译与笔录。我们的原定的路线是香港、杭州、上海、北京、广州。小蕙建议最好也能去台北看看。她很快找到富邦基金会赞助这一段接待费用,于是又加上台北。

大队人马在香港集合。恩威佐的航班早到一天。我请颜磊去机场接他,并陪他逛逛“东方之珠”。颜磊和洪浩曾在1997年冒卡塞尔文件展策展人之名发过一封假邀请信,调侃中国艺术家对走向国际的期盼。现在李鬼遇见李逵,两人交流必定精彩。后来颜磊确实又借此机会恶作剧一番。他在上海弄了一辆汽车,挂起文件展的小旗。开到当时正举办的《家?—当代艺术提案展》展场门口,引得众多艺术家空欢喜一场。

我们队伍先到杭州,与林荫庭汇合。我将杭州列为第一站,一来老马识途,各方面都易于安排。更重要是考虑策展人大多初次来华,须有个认识过程。美院是学术环境,与国外差异不大,比较容易适应。然后再逐渐深入接触各城市社会现实,不致过于惊诧失措。设想虽然周到,事实上文化差异的冲击远大于我们想象。在西方观摩作品多在艺术家工作室,而我们去的各处安排的场所都出人预料,让策展人们眼界大开。在北京,先是在新潮华奢的 “藏酷”(The Loft)观看艺术家录像。客人无法理解如此规模的酒吧餐厅竟为毫无经验的年青人聚资创建。后又被带进官方戏剧家协会的大楼。干部们在办公室抽烟看报。楼上礼堂却租给了艺术家焦应奇办成非官方艺术空间。在广州,策划人围着一根金属圆柱观看艺术家幻灯和录像,好一会才悟到是在一间“钢管秀”夜总会。在台北,招待会设在市中心富邦银行总部的摩天大楼上,会场外可以看见银行职员穿梭般地忙碌。在香港,我们去科技大学设备先进的会议中心观看艺术家电脑展示。那天港报头条消息是科大校长因校舍建造超预算等原因辞职。这些戏剧性的场面虽非刻意安排,但自然而然地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这些经验对策展人的启示,也许和直接观看艺术家作品同样重要。

周铁海曾作过一件短片《必须》,调侃中国艺术家与国外策展人的“爱恨”关系。我们在杭州与学生老师座谈,客人已感到火药味甚浓。有人称策展人为画商代理、联合国官员,还有人比为病毒。这种敌意让策展人大出意外。以后我们在各地都举行座谈会,意在建立平等对话。恩威佐以一位印度裔学者叙述的埃及经历,说明不同文化“误解”与“误读”不可避免。德孔在中央美术学院向学生声明;他们并不是“挑选者”。在杭州湖畔居的茶会上,库克女士表示﹕正因为我们对中国无知,我们才要到这里来认识你们。她说:“要认识现在和未来,我们需要回顾过去。要更好认识他处他事,须更好理解自己。”[46] 这些诚恳的语言渐渐使听众对立情绪淡化。随着旅途进展,一种新的对话方式也正在出现。十年之后,田霏宇(Philip Tinari)在一篇回顾这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时写道:“总体来说,这次策展人之行开启了一系列严肃深刻的领悟,而且其中一些启示和今天的局面还息息相关。”[47]

上海美术馆的原址叫跑马厅,是市内中心的标志性建筑,见证了近七十年历史沧桑。美术馆2000年迁入,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海上·上海》也在此开幕。这是中国公立美术馆首次大型国际当代艺术展,自然引得全球关注。开幕前夜策展人侯瀚如与张晴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地板上给我打越洋电话告知展览终于就位。我也为他们的成功感到高兴。早在1998年中国美院举行七十周年校庆时,上海美术馆方增先和陈龙馆长找我谈话,希望梁洁华基金会赞助双年展活动。Annie那次是中国美院的赞助嘉宾,她也欣然同意与上海合作。同年第二届上海双年展就由美术馆与基金会合办,我们协助组织了水墨艺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我又安排方增先与李向阳馆长先后到美加各城市参观,认识国际艺坛人士。对于第三届双年展要向国外策展人和艺术家开放,大家达成一致共识。基金会推荐侯瀚如为策展人。他也使出浑身解数,要将这次展览办得有声有色。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双年展诸推手还在圣马可广场月光下聚会商议,期望这届双年展真能为当代艺术在国内打开新局面。

以后我虽辞去梁洁华基金会职务,仍一直与双年展关系不断。2004年我被邀请参加第五届双年展策展团队,与许江、张晴共事。我又举荐上次访华的Sebastian Lopez加入。他来开会时要为自己取中国名。卢辅圣博学多识,说我们几人姓名缺木缺土,大家找出“洛柿田”三字作补。老洛素有绅士风度,行事不急不徐。他在国际艺术圈活动多年,为双年展请来不少优秀艺术家。开展前夕为按时出版图册,编辑设计人员天天挑灯夜战。我请来温哥华策展人Sadira Rodrigues校阅英文,她也入境随俗,不计时间地忘我工作。《影像生存》开幕那天,徐震设计将美术馆钟楼的大钟指针飞速旋转,让一班不知就里的路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进入新世纪后我介入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英文刊物《Yishu》学刊(典藏国际版)的诞生。台湾典藏杂志社简秀枝社长曾邀我一起去欧洲采访,行中我们常谈到出版英文刊物的计划。九十年代末西方人对当代中国艺术已不太陌生,但要找到可读的英语资料仍相当困难。我一直觉得应有一份定期刊物,刊登评论当代中国艺术的论文。简社长对此想法十分支持。不久我见到来温哥华访问的卢辅圣。他主持实力雄厚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多年,也有心出版当代艺术刊物。经我从中介绍,两家同意携手合作,创办一份中英两种文本的当代艺术杂志。2001年开始着手后,中途发现磨合有一定难度,决定分开运行。2002年两份杂志分别问世。上海出版的中文《艺术当代》现已成为国内最出色的艺术期刊之一。英文的《Yishu: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典藏国际版)由我们在温哥华负责编辑设计,制成光盘送到台北印刷出版。两份杂志现在都已进入第十年,以期刊而论,寿命已不算短。多亏简社长十年如一日的信任和支持,才使这份学术刊物得以延续不断。《Yishu》学刊发行量虽然不高,但世界各大学或美术馆图书馆中都视为必备。2010年我们又将历年全部内容上网,成为举手可得的当代艺术资料库,几乎天天都有人下载。

2006年春我去纽约开会,与亚洲协会博物馆馆长招颖思(Melissa Chiu)同去苏富比看亚洲艺术拍卖,见证了张晓刚突破百万美元的惊人一锤。从此中国当代艺术价位猛升,国内外市场扩大,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全盛时代”。对此出人预料的进展,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在昔日以半地下状态崛起的当代艺术家终有出头之日。忧在金钱诱惑未必会提升创造力和精神价值。不久前我应邀去哈佛大学“中国论坛”讲演,面对坐满大厅的未来社会领袖,我的开场白却不太动听。我说自己为当代中国艺术鸣锣吹号三十年,现在也许是唱反调的时候了。看到拍卖屏幕上飞速转换的天文数字,我不由怀念起八十年代艺术家心淡情热的岁月。据说念旧惧新是进入老耄的征象,我自然无异于常人,但愿自己对未来的隐忧,只是人生必然的生理反应而已。

 

24 重返罗山

2010年去上海开会,姐姐姐夫正好路过,就约四哥四嫂一起在黄河路一家餐厅吃饭。席间谈起弟兄姐妹多年未团圆,现在都迈入“古稀之年”,该趁早聚会一次为好。大家一致赞成,就请侄女千钧着手筹备。千钧上海长成女孩,秀丽精明兼得,在东华大学专职人事,召集十数家人团聚该是小菜一碟。

最初我提议乘邮轮出游。以前与爱康去地中海或阿拉斯加。邮轮上见许多大小家庭,碧海晴空下共享天伦乐,又免除行居烹饪之劳,颇为羡慕。千钧找到日韩五日游路线,倒也合适。不料邮轮并不欢迎大批老龄乘客,众人办理护照签证也是一大麻烦,只得作罢,另谋良策。

我们一辈与配偶共14人,加上第二代踊跃参加者就超过两打,这样一群去谁家也招架不住。到北京或上海找家酒店居住聚会又太没意思。最后突然想起不如借此机会回老家一趟。我们大家都自幼离乡,四海漂泊,从来家乡意识不强。年龄大了却不免有时怀旧念故。河南在国中虽名声欠佳,好在儿不嫌母丑。还乡寻根的建议对老少都十分有吸引力。任厂长的三侄女晋红陪父去过一趟河南,从此难忘中原,就请她全权打理行程。

此行有两个目的地,先到开封寻访旧居。父亲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长时,买下城南水车胡同11号。三个哥哥和姐姐都在那里度过一段童年生活。河大昔日校舍保存如旧,红瓦灰砖建筑唤起当年辉煌岁月。在校史室中,三哥发现一张预校篮球队老照片,其中一人酷似父亲。我们循址找到当年门牌,邻里乡亲说房屋全已改建,犹存几面残壁。七十年风霜摧残,能找到这些痕迹已算万幸。

另一个目的地是祖籍郑家湾。罗山县座落大别山北麓,但许多村落散在平原。据郑氏宗亲会赠与的家谱查看,我们祖先来自湖北襄樊。姑妈曾在回忆中叙述曾祖父是村中私塾先生,家贫如洗。祖父科举不中,搬至县城织带卖袜为生。祖母含辛茹苦,抚养起三男二女。我们一行跨进村外郑家祠堂时,皮影艺人将唢呐弦子奏起,祭桌前烟雾缭绕。众人在粗陋的泥塑前跪下一拜,表达的是对先人的默默敬意。

全家与罗山老家郑家湾乡亲合影

父亲年少时自此偏僻小城考上公费留洋,其中艰辛苦辣可以想象。他身背行囊离开之时,并不知自己踏上是条不归路。家乡山水等待游子六十年,迎来的是我们这批陌生后代。罗山已非昔日罗山。我们看来也和这块土地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清晨从冰凉的宾馆床上坐起,穿过行人稀落的早市,尝一尝有炭火味的烤红薯,还是体味一种“回家”的平静温馨。女儿说她行前告诉一位非洲裔朋友说要回老家。那位朋友说:我真羡慕你。你们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哪里。

回到温哥华,在“You Tube”上看到普里博士(Ishwar C. Puri )谈印度灵性的四句教导,就以它来结束我的故事:

“无论发生过什么事,都只能那样发生。无论你遇见谁,都是你该遇见的人。无论事情从何时开始,一定是在哪个时刻。无论什么一旦结束,就必定从此了结。”[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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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原片名為“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2008),David Fincher 導演。

[2]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美國作家。

[3]  原文:“This story was inspired by a remark of Mark Twain's to the effect that it was a pity that the best part of life came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worst part at the end. -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by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http://appshopper.com/books/the-curious-case-of-benjamin-button-by-francis-scott-fitzgerald

[4] “辛丑條約”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9.htm

[5] 滕圭(白也)Kwei Dun,或Kwei Teng,(1901-1982)。

[6] Mark Tobey, (1890-1976),美國抽象派畫家。1930年代受東方藝術啟發,創造了“白色書寫(White Writing)風格,影響了波洛克等許多藝術家。

[7] Reminiscence and Reverie, Mark Tobey, Magazine of Art, 44, October 1951, pp. 228, 229; as quoted in Abstract Expressionist Painting in America, W.C, Seitz,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3, pp. 45, 46

[8] 根據復旦大學檔案資料,父親于民國172月至207月(1928-1931)任該校社會科學科及教育系教授。民國292月至307月(1940-1941)任文學院及教育學系教授兼訓導長。

[9] 蕭堃(立誠)(1873-1950)。湖南邵陽人。1902-11年留學日本,就學于早稻田大學。

[10] 尹任先(Ernest Yin1887-1964)哈佛大学毕业。教育家。

[11] 姚如雲(Rev. Gordon Aldis),父姚威廉是20世紀初由英國來華傳道的內地會牧師。著名教育家晏陽初少時曾受教于他,極為贊譽。姚1905819日出生於四川,6歲入煙台內地會子弟學校學習,11歲回英國,18歲入牛津大學攻讀法語。並在神學院進修。1931年回四川閬中工作。1950年離開大陸,在香港臺灣。19年退休返英。19年去世。

[12] 楊森(1884-1977)四川軍閥。去世前任臺灣國策顧問。

[13] 陳誠(1898-1965)國民黨將領。曾任國民政府副總統。臺灣省長。

[14] 丰子恺(18981975)艺术家、教育家。

[15] 1947319日夜,國民黨海军刚从英国接回的炮舰伏波号在厦门外海被招商局的货轮海闽号拦腰撞沉。除轮机长焦德孝上尉外,100多名官兵全部葬身海底。同时遇难的还有海军学校派舰见习的士官生18人。

[16] 韩儒林(19031983)历史学家,蒙古学家。字鸿庵。河南舞阳人。去世前为南京大学校长。

[17] 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20090401 14:41凤凰网专稿。

[18] 浙江省委档案《毛主席在吕志先同志汇报浙江思想工作时的插话》,1957年,藏中国美院档案室

[19] 狄亞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919-1957。安吉亞諾(Raul Anguiano 1915- 2006,均为墨西哥艺术家。

[20] 毛泽东,《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1964627日。

[21] 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的批示,19646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

[22] 摘自毛澤東詞「憶秦娥.婁山關」: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著於19352月。

[23] 原詞「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19494月)」最早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12月版《毛主席詩詞》: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24] 張永生原是浙江美術學院版畫系學生。「文革」初期是美院「紅衛兵造反派」的頭頭,後成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組織「省聯總」的負責人,奪權以后被任命為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革後因組織武鬥等罪名受審判並判無期徒刑。據稱近年已獲釋,定居杭州。

[25] 見「無限風光在險峰江青同志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1969年內部發行。第109頁。

[26] 据传当年林则徐船过桐庐梅蓉村,上岸赏花住一宵,赞云:“梅洲山水秀丽,乃文墨荟萃之地。”

[27] 新安旅行团是1935年在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成立的儿童团体。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在全国各地宣传抗日。后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

[28] 见《艺术财经》网路版版:http://www.artvalue.com.cn/ArtValueArtical2.aspx?Cat_ID=255&Column_ID=1835

[29]  王德威((1927-1984),油画家。

[30]  Warren MacKenzie 1924 - ) 美国陶艺家。

[31]  Harold Martinson 1905 -1970)美国传教士。与妻子Charlotte和妹妹Cora在河南信阳及香港等地传教服务多年。

[32]  《美术译丛》,1985年,第1期。浙江美术学院出版。

[33]  George Segal (1924 – 2000),美国艺术家。

[34]  杜柏贞、翁子健,“王广义、吴山专访谈”,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中国当代艺术,亚洲艺术文献库,2007,http://www.china1980s.org/files/interview/wgywszftfinal_201104281817194851.pdf

[35] Richard Strassberg编,《Beyond the Open Door》,Pacific Asa Museum, Pasadena, 1987, 19页。

[36] 同上,7页。

[37] 国际美术信息,试刊号第一版,浙江美术出版社发行。1988年,

[38] 1988年1122日到2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安徽屯溪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

[39] 见高名潞:疯狂的1989—‘中国现代艺术展始末,台湾《倾向》杂志社总第十二期。

[40] 同上。

[41] Norman Klein,“Underneath the Wave: New Art by Chinese Artists”, Fine Art , 纽约,1992年,19页

[42]侯瀚如与汉斯(Hans-Ulrich Obrist)联手策划的移动中的城市Cities on the Move),1997年首展于奥地利,持续三年先后巡回到法国、美国、丹麦、英国、泰国和芬兰等七个国家,

[43] 梁绍基,“梦江南 忆江南 听江南 祭江南”《当代艺术与投资》,北京,2008年第8期。

[44] 见“Jiangna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From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Annie Wong Art Foundation Western Front出版,1998,温哥华,第3页。

[45] Serge Guilbaut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pril 15, 1985)

[46] 见“Panel Discussion in Hangzhou”, Yish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 2002年5月号,台北典藏杂志社,26页。

[47] 田霏宇,“十日谈”,《艺术界》(Leap),2011十月号。

[48] Ishwar C. Puri (1926-),哈佛大学毕业,前印度政府官员,在芝加哥创立ISHA学院,教导印度灵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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