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加勒斯特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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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自东欧来

潘天寿在上世纪中叶曾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院长,又荣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算是他人生最光辉时期。然而他却屈尊坐下来给一个外国画家当模特儿。这在潘老一辈子怕也是头一遭。

给他画像的是罗马尼亚画家博巴((Eugen Popa),当时在浙江美院主持一个油画训练班。博巴虽是油画家,但非常欣赏中国画,对潘老的作品更是由衷钦佩。两人经常促膝交谈。翻译小顾(黛丽)有时跟不上来,他们就用手势比划。也能相互领悟。博巴画的潘天寿像形神兼备。背景上用油画笔模彷潘老笔法画的岩石和秃鹫,几乎达到潘老原作的功力。

博巴夫妇与潘天寿


中国在1950年代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向苏联学习。在文化上引进了苏共领导人日丹诺夫的理论,树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正统。同时选派骨干去苏联留学,聘请专家来华开班授课。学成者回到各地,大都担任艺术行政和教学领导人,从而形成了“苏派”一统天下 。1960年代初中苏断交,原定苏联继马克西莫夫之后再派人来办训练班的计划也半途叫停。文化部从罗马尼亚请来一位专家代替。博巴师从留法的列苏(Camil Ressu)与丘古伦库(Alexandru Ciucurencu),深受表现主义等现代画派的影响。他来华时正当盛年,有心大展拳脚。据说是主动选择到杭州教课。他说:“北京离大使馆太近,成天开会,烦死人了!”。

博巴的现代主义美学观和绘画语言当然不会被“苏派”接受。他的努力在课内外都受到无形的抵制。但博巴却在潘天寿、吴茀之这些中国画家那里找到了共同语言。潘老曾多次去“罗训班”讲课。博巴也开始用宣纸毛笔作画。他认为中国书画的线条是“现代的观察和传统的形式的结合”。两年下来,博巴的14位学生都被老师的教学方法洗了脑,开始尝试和摸索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例如浙江的金一德、陈达青,陈天龙,四川的夏培耀,天津的张世范等。当时他们被不无贬义地称为“罗派”,属于不入主流的另类。

博巴在杭州1


和“罗派“并列的还有所谓“德派”。建国初期虽然留苏几乎是唯一的出国机会,但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合作,少数留学生也被派往东欧国家,其中尤以去东德的最多。1955年至1961年前后,在民主德国学习的有梁运清、顾同奋、舒传曦、余秉楠、薛殿杰、全显光、李德鸿等人。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有罗贻、张国藩等人。那时东欧是东西方对峙前沿,政治上十分敏感。浙美团委书记出身的李德鸿不慎去了一趟西柏林,立刻被政府召回,后来还被调离美院,改行当德语教师。

留学生在东欧学习时正是这些国家艺术界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困扰的年头,他们也都身临其境。这批人在六十年代初陆续回国,带来与“苏派”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在各地的学校中传播发酵。其中如舒传熹、梁运清、全显光等人在各院校艺术教育改革中十分活跃,他们在创作上也卓有成就。

舒传熹(原名舒传曦)1955年从华东艺专毕业,被选派至东德来比锡艺术学院学习版画。1961年毕业回国后分配到浙江美院版画系任教。舒传熹完全不同的素描教学方法在校内外引起相当大的震撼。他不重明暗而重结构,与博巴的主张一脉相通。舒先生不仅画风雄健气势夺人,更长得一表人才,昂首阔步在校园中,不知迷倒多少粉丝。

“罗派”和“德派”在浙江美院前后相接,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和体系。其影响远远越出了校园, 甚至延续了几代人。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罗派“与“德派”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原因之一可能是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性质未被确认。前些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了一本书,由彭斯(Katherine Pence)与贝茨(Paul Betts)教授编撰,题为《社会主义现代—东德的日常文化与政治》,将近年来各国学者分析前东德时期社会和文化潮流的论文彙集在一起,从各方面论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另一种现代性。他们在序言中说:“将德国的社会主义实验作为一种‘另类现代性’来考察,可能会有助于从‘历史的垃圾堆’中还原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

“真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是很生动的提法。因为历史的叙述往往因为主流的需要而取捨或改变。上月我在香港和深圳两次演讲中,都提出了自己对20世纪社会主义与现代主义关係的新理解。把它们视为完全对立,实际上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观念。“真实存在过的”上世纪中国艺术界究竟是怎样的?为什麽“罗派”或“德派”被视而不见或边缘化?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事实证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念、学术思想、形式语言通过这些“罗派”、“德派”艺术家在全国各美术学院的传播,启迪和影响了一代代后来的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步与发展至关重要。例如金一德和徐君萱任教于浙江美院第一工作室,“八五新潮”的先锋张培力、王广义、耿建翌、刘大鸿、魏光庆等都出自那里。四川美院夏培耀领导的油画系还举办过“小罗训班”。舒传熹和其他“德派”老师也都桃李满天下。他们的汗水浇灌出了更具创造力的一批年青人。吴山专有次说应该建立一个“博巴研究所”,我看还不如乾脆成立一个“东欧艺术研究所”吧! 

(2014年)

出工,1962

 

半世纪前的家书

在维也纳机场的登机口,墙上是一排醒目大字:“东欧和中欧从这里开始”。提着最简单的行囊,我踏上一架双引擎的庞巴迪飞机。

我从未去过东欧。只有1989年柏林墙快倒塌的时候,在还封闭着的布兰登堡门前逗留过一会儿,那就算最贴近东欧的地方了。看到每天蜂拥而来的东德人兴高采烈排队领取几十马克的零花钱,我禁不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胞们心酸。近些年去过欧洲许多次,却始终没跨过东西欧之间的无形界线,不知是因为难捨旅行的舒适方便,还是内心仍有一种无名的疑惧。

几个月前意外接到一封从布加勒斯特的来信。1960年代罗马尼亚画家博巴曾根据两国文化协定,到杭州浙江美院油画系教学两年。博巴于1996年就已故去。我去年在本栏曾讲过他给潘天寿画像的故事。他的妻子琪娜(Gina Hagiu)不久前也病逝了。这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索林(Sorin-Alexandru Radu)通过《典藏国际版》编辑部联系到我,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博巴夫妇膝下无嗣。索林是琪娜晚年最接近的友人。几天后就收到他寄来的两本博巴画册和一批中国学生写给博巴的信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老人一定留下不少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和作品。决定趁六月去巴塞尔艺博会之便,到罗马尼亚走一趟。

上世纪罗马尼亚在中国人心目中曾有过特殊地位,格里高利斯库(Nikolae Grigorescu)和巴巴(Corneliu Baba)绘画的浪漫与深沉;埃奈斯库(George Enescu)和波隆贝斯库(Ciprian Porumbescu)音乐的激越和优雅;天才诗人爱明内斯库(Mihai Eminescu)的一往情深,体操公主科马内奇(Nadia Comaneci)的完美无疵;都使我们对这个遥远的国度神迷不已。说来有趣,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早嚐到的现代物质生活品味竟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家具。直到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我们才开始了解这个国家阴暗苦涩的另一面。

布加勒斯特曾被称为东欧“小巴黎”。市中心的街头巷角还残留着一个世纪前的古典风味。但大部分楼房都是社会主义时期建成,如今早已破旧不堪。索林指给我看一些楼房上的圆形红色标志,上面写着:“本楼在第一次地震中就将倒塌”。但看上去人们照常在那里出入居住,显然是无处可迁。两条林荫大道旁有一些显贵的豪宅。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号称世界第二大的原政府大厦了。据说排第一的是美国五角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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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巴出生在罗马尼亚西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萨瓦辛(Savarsin)。艺术家于1996年去世后琪娜将他的许多作品捐赠出来, 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故居纪念馆。可惜由于时间短促交通不便,我这次没机会去瞻仰。但是在布加勒斯特,我却追随着博巴的足迹去认识了这个城市:20岁时博巴求学的美术学院、他们夫妇晚年居住的公寓、琪娜的弟弟、着名诗人哈吉乌(Grigore Hagiu)的浮雕、还有博巴在那里日夜作画的工作室。

罗马尼亚承袭以前苏联的文化政策,政府对有成就的艺术家提供免费或廉租的工作室。博巴夫妇逝世后,工作室已由别的艺术家迁入。我去的时候内部正在装修,热心的工人欢迎我们进去参观。画室的规模与今天中国许多艺术家也许无法相比。但在这里我能感到更多历史与文化的沉积,像是一块用过多年的斑斓坎坷的调色板。楼梯旁的墙上涂满壁画,那是一位巴巴(Corneliu Baba)学生的即兴之作作。我站在画室的阳台上向下招手。二十年前博巴也在这里挥手留影,不久就离开人世。

我住的酒店正好在埃奈斯库大街上。街角的音乐家雕像减弱了城市对我的陌生感。我在房间里翻看博巴夫妇留下来的一批中国书柬。这是此行的最大收穫。虽然我看不懂信中的罗文,但半世纪前航空邮简的格式、褪了色的邮票和邮戳、以及粗陋单薄的“杭州饭店”信纸,都唤起无穷的记忆和想象空间。博巴回国后收到的中国师生来信,则清楚地表明了这位艺术家留下的巨大影响。在许多学生表达怀念和景仰的信件中,更可贵的是一些老艺术家的问候:吴作人先生用法文题赠的一幅剪纸,潘天寿院长签署的新年贺卡,正面印的是他画的水仙花。


去年我在国内外多次演讲中,都提到过博巴与中国艺术的关系。我认为他是1960年代重续现代主义与中国对话的重要人物。他和他学生们的艺术和教学实验,铺垫了19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成长的路基。时间越久,我们对这些遗产的认识会越加清晰。四川美院夏培耀教授是张晓刚、罗中立那一代的老师。在他给博巴夫妇的一封信中早就说过:“你精辟的艺术见解,随着历史的进程,越来越显示出它无限的生命力。”

中国之行对博巴夫妇也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博巴在杭州认识潘天寿后,开始尝试水墨画,在杭州期间就画了大量纸上水墨作品。这也促成了他后期艺术创作的转折和昇华。琪娜也说过:中国改变了她的行为举止、改变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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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巴夫妇在中国的时候,正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他们住在杭州唯一的“涉外”宾馆中,饮食起居不会像一般百姓那样艰苦拮据;但是中国当时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交恶,难免带来政治上的压力。据博巴的学生回忆,由于他心思沉重,甚至蓄起了胡子。 2010年,琪娜在她最后一次画展开幕式上说:“在我的一生中,既有美好的岁月,也有艰难的日子。”我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必定想的是中国。

我在与索林的访谈中想更多知道琪娜对中国的回忆。他说:我们如果早认识半年就好了。你可以亲自访问琪娜。她也一定很高兴见到你,会回答许多你心中的问题。可是世间就是有无数这样失之交臂的遗憾。现在我只能期望尽快找人把他们的罗文家信翻译出来,也许能让我们一窥这对夫妇当年的真实体验和心情吧。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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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罗马尼亚人               

博巴,自画像

                     

1960年11月11日,埃乌琴和琪娜在杭州华侨饭店又冷又潮的房间里给远在布加勒斯特的家人写信:“我们把每件事都写下来,因为我们觉得非常孤单,我们也太‘天真’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罗马尼亚画家埃乌琴·博巴和妻子按照中罗文化协定的安排,应邀到中国来教学两年。他们肯定知道中苏断交对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带来影响;但並不清楚中国刚经历过激烈的反右和反右倾政治运动,西方文化被全面否定。对现代艺术更是难以容忍。博巴虽然是客人,也仍然能感到周围的冷淡和怀疑。教室的窗口被糊上黑纸。除了指派的14位学生和翻译之外,几乎没有机会和其他任何人接近。他们的住处孤立在校园之外,每天一辆华沙牌轿车来回接送他们到南山路上的美院上课。博巴夫妇在中国两年间写了24封家信。薄薄的航空邮笺正反面写得密密麻麻,字里行间充满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怀念,只是很少提到他的工作情况。他说: “我们在这里是如此与世隔绝,没有电影,没有收音机,没有朋友和亲人。”


半个世纪后一个晴朗的初夏清晨,我们驾车穿越延绵不断的喀尔巴阡山,来到云雀掠过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去寻访博巴在萨瓦辛的故居。那是我头一次来罗马尼亚时就想去的地方,这趟终于如愿以偿。同行的策展人周翊曾为几位罗马尼亚艺术家在北京做过展览。黑胡子的艾利克斯(Alexandru Niculescu)是其中之一。他在布加勒斯特两座房屋间的夹缝中,创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艺术空间“三明治画廊”。艾利克斯踏实干练,我以为非要花上几天的的旅程,他说一天就能打个来回。

萨瓦辛是西部靠近匈牙利的一个小镇。这里的名胜除了国王米哈伊一世的冬季城堡外,就要算博巴的故居了。镇长知道我们要来,郑重其事地佩上绶带到门口迎接。我在博巴早年的油画中就认识这座乳黄色墙面的大房子。想不到在如此偏远地方出生成长的一个男孩,竟把他的故乡与万里之外的中国联系了起来。故居的两层楼中到处都能看到艺术家的中国回忆:画中戴乌毡帽的男人、穿戏服的女子;桌上的印章和文房四宝;挂在房梁上的官袍和蓑衣;各种角色的脸谱面具;以及一把孤零零靠在窗前的葵扇。我在一个镜框中泛黄的老照片上找到了自己。那是博巴夫妇与美院领导、油画系教师及油训班学员的合影。边上有潘院长的亲笔手迹:“中罗艺术长青留念”。

12 Popa class graduation 1962 copy


58年前我还是一个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听说有位外国专家要来学校讲课,当然很希望自己能拜师聆教。可惜这样的机会轮不到我。从校内外被挑选来的学员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学院领导不像是喜迎外来的良师,反倒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生怕他会把资产阶级文化的病毒带到学校来。学员们只能在上课时与博巴接触,下课后还要听另一位被院方指派的教师来“消毒”。在这种半隔离的状态中,难怪博巴夫妇会感到苦闷和孤独。据说他曾伤心地对学生说:如果你们不需要我,我还是回去的好。

幸好这种情况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一年后出现了令人欣慰的转机。文化部教育司的王子成司长到杭州检查专家教学情况,对校领导采取的抵制甚至对抗的措施并不赞赏。他说政府花了很多钱来接待外国专家,学生应该先把东西学到手再说。他的意见改变了博巴的命运。 暑假后他们夫妇从罗马尼亚回来,发现气氛大变。博巴在1961年11月5日家信中说:“我们再次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受到很好的接待,在北京、上海、尤其是这儿。在杭州当我们乘火车晚上到达车站时,欢迎我们的是所有的学生、所有的院长、主任们、鲜花、鼓掌声等等。……总而言之,我们更安心了。新的一年在这种新气氛下将会好得多,也过得更快。”

Popa and his students


其实美院不是没有自己的现代主义画家。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他们都和博巴一样受过欧洲艺术的熏陶。只是自五十年代以来新派画受到批判,这些人一律靠边站。所有的教学方法都被从苏联引进的单一现实主义所取代。当博巴的学生们被允许认真地听从老师教导以后,他们仿佛突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形式”、“结构”、“个人表现”,“艺术本质”…… 这些不熟悉的名词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想象。他们的笔下渐渐出现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这位罗马尼亚人没有意识到,他无意中重续了这个学院一度中断的文脉。博巴在1962年6月的一封家信中说:“我们很努力的工作,画油画和素描。学校里现在一切顺利。学生们更加投入了。看来他们也都很努力。我们也在竭尽全力,使他们能记住我们并留下一些东西来。”

 去萨瓦辛以前,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拜访了琪娜的侄女奥娜(Oana Sespina Mosteanu)。她从小就很受博巴夫妇宠爱,后来也成为一位艺术家。博巴夫妇的遗物都保存在她家里。奥娜和她女儿亚历桑德拉(Hara Alexandra)将博巴的画一张张拿给我们看。我最忘不了的是一张毛笔画的油训班学员群像。这些人我都认识。虽然只是寥寥数笔的速写,他们的面貌个性却都生动地跃然纸上。在博巴离开中国之前,他已经完全赢得了学生的敬爱和信任。他在最后的一封家信中说:“和学生们的工作结束得非常之好。我们得到了很多表扬。我们和学生作品的展览会持续到明天卷行李动身的时候。”


然而博巴回国后不久,中国就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的影响和其他所有文化知识一样一度被批判和抛弃。在罗马尼亚,他的名字也渐渐在艺术界淡去。1996年博巴去世以后,琪娜将一大批他的画作、相册以及从中国带回的物件通通都赠给了萨瓦辛。人们常说“叶落归根”,博巴传奇般的中国故事最后就静静地栖息在他出生的故园里,几乎无人知晓。

在小镇山丘的野花乱草中,掩藏着博巴墓地的十字架形石碑。博巴不会记得我这个“编外”的中国弟子。但我追寻着他的脚印终于找到这里,就是要向这位孤独的罗马尼亚人献上自己一生的敬意。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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